杜甫被誉为诗圣,成就无人可及,但最悲惨的,还是他的死,由于过度饥饿,暴食酒肉,竟搭上了性命。
关于杜甫的死,新旧唐书均有明确记载,且对死因的说法相当一致,不同的是《新唐书》的记载更详细:“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夕)卒,年五十九。”
后人描述的具体情形是,杜甫出四川沿水路前往郴州投奔亲戚,途经耒阳的方田驿时,遭遇大水,杜甫的孤船被困江上不得行走,一困就是10天。要说耽误点时间也不算什么,反正没急务公干,要命的是吃的没了,一顿两顿可以忍受,但几天不进食怎么受得了呢?老迈体弱的杜甫处境可想而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诗圣的不幸遭遇被耒阳县的聂县令知道了,这个地方父母官立即实施爱心救援行动,先从洪水中救出杜甫,再遣人给饥肠辘辘的他送来香喷喷的烤牛肉外加一坛白酒。估计聂县令对诗圣的饮食喜好有所了解,故而才能投其所好――喝酒吃肉的确是诗圣平生的一大嗜好。
常言道饥不择食,更何况面对美酒佳肴。快要饿疯了的杜甫当即一顿暴食狂饮,长时间隐忍的食欲是满足了,但可怕的危险也悄然而至。果然,他的消化系统承受不了如此突如其来的重负,当天夜里倒下后,再也没能起来。他被酒肉夺去了生命,史称“饫死耒阳”。现代医学认为,暴饮暴食酒肉极易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重者可致死亡。由此推断杜甫死于重症胰腺炎也未可知。
不过,饫死之说对于这位诗坛领袖来说毕竟不好听,所谓饫死,说白了就是撑死。于是,人们便换个角度进行研究。史学大师郭沫若就提出了食物中毒说:“聂县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24小时至28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并且在分析了杜甫当时的身体状况后得出结论:“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尽管郭大师的中毒致死说和传统的饫死说在致死原因上有很大不同,但并没否认杜甫死于喝酒吃肉。所以,长期以来,杜甫死于美酒佳肴一直是杜甫之死的主流说法。
不过,学界也有另一种意见,指出新旧唐书对杜甫的死因记载皆沿袭唐人郑处晦的《明皇杂录・别录》,而《明皇杂录》系笔记小说,它讲的故事,并不靠谱。认为杜甫是病死的,因为有人对杜甫的诗深入研究后发现,杜甫生前患有严重的消渴症――糖尿病,正是这个“甜蜜杀手”夺走了杜甫的生命。然而病死说也是一种纯粹的推测,并无确凿的文献依据。看来,在没有科学定论之前,饫死之说还是不应该否定的,尽管它也有漏洞,但毕竟是上了正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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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