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么爱这个坏蛋……”—大概她会博得同情。但是，安尼娅反复强调自己重担在肩，生产上大家都器重她。 “尼古拉·叶戈罗维奇在我们厂里也非常受人敬重，” 党委书记说。 “真有意思!有什么可敬重的?您最好对那个女人施加些影响。难道可以那么缺德吗?我真想给《女工》杂志写封信……” 党委书记劝她最好不要写信。她答应祖尼古拉·叶戈罗维奇谈谈。从谈话的口气中，安尼娅明瞥了，这个谈话不过是为了息事宁人。这时，她再也忍不住了，便放声大哭起来。书记给她倒了杯水，但安尼娅连动也没动一卞杯子。
一切都很清楚了:勾引走尼古拉·叶戈罗维奇的那个女人肯定就在他们厂里，因此，书记才袒护他。天哪，在她当车间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经亲自调解过多少次各种各样的家庭纠纷，而现在人家却连她的话都不愿听……难道她不是在苏维埃国家里生活吗? 安尼娅仍尽己所能，给《女工》杂志写了封信。受编辑部委托给她回信的，恰好就是去年冬天在女工宿舍朗诵诗歌的那位已过中年的女诗人。安尼娅还记得那天她穿了件黑色针织衫。女诗人劝她要刚毅坚强，不要以无益的、对妇女是凌辱性的奔波来加深自己的痛苦。 “无益的……”安尼娅读完信后，伤心地说，“多了解些生活实情就好了!你自己大概上百岁了，所以才·一” 谈话也感到厌烦，她仿佛感到，所发生的一切已成为久远的往事了，她感到这个夏天自己衰老得很厉害，并且丧失了再过好日子的希望。 “真想不到，我这一生经历了些什么事啊!’， 但是，纽哈大婶的头脑里突然间充满了老太婆的智慧。 “算了吧，·，·…每个女人还都想过你这种日子呢!别人帮你把孩子养大，国家培养他。
你也没挨过丈夫的打，也没挨过骂。忘了这些吧，修修手指甲，去吃馅饼吧。” 大概老太太暗暗指望着女儿把她带走。但没敢说，她知道，别看女儿哭哭啼啼，她才不会一个人生活呢。 九月初，安尼娅回莫斯科上工了。她还制定了一项策略:或是对同事们抱怨自己命布或是装出一幅终会言归于好的样子，说自由是女人的最神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