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读完寥寥仅84字的《记承天寺夜游》，这句话就像一句铿锵有力的呐喊，似是想要唤醒什么。
苏轼的才华自不必说。倘若按谢灵运所说的话，我认为苏轼亦可占八斗，奇才岂会比不上曹子建呢！他不仅志向远大，又有济世之才，怎么着也不会“闲着”。
的确，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从未闲过，当上了皇帝秘书的苏轼自然是往来奔波、任劳任怨的。与王安石相比，他更有远见：向百姓增加赋税在短期内是会有些起色。但是长此以往，原本就贫苦的人再加上身负的种种苛捐杂税，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而国家呢？从前与变法之后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王安石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眼界狭窄的他最终劝皇帝将苏轼赶到黄山，自己一意孤行——继续变法，结果自不必说。
之后苏轼纵使想做些什么，也没有什么可做的。当然，他不会对王安石有丝毫的怨气或愤恨，常以乐天派自居的他不会如此也不屑于如此。终日无所事事的他既不对名利场上的斗争感兴趣，也无隐居深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兴。他只是每天举杯销愁而已，自然是不能与在朝廷当官时的风光相比了。但他似乎并没有对如此巨大的反差有什么太多感想，他“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悠哉游哉，游山玩水，充满闲情逸致。他表面上是淡然的，其实内心有几分隐忍，是对于根据的隐忍，对于朝廷的隐忍。我真不知道为何硕大的朝堂可容得下君王，容得下文武百官，为何就容不了一个苏东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