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欤?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白话文翻译】
鱼是我所喜爱的，熊掌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放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大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大义了。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如果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哪一样不可以采用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逃避灾祸的坏事，哪一桩不可以干呢?采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某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见，他们所喜爱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事(那就是“不义”)。不仅贤人有这种本性，人人都有，不过贤人能够不丧失罢了。
一碗饭，一碗汤，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会饿死。可是轻蔑地、呵叱着给别人吃，过路的饥民也不肯接受;用脚踢着(或踩过)给别人吃，乞丐也不愿意接受。
(可是有的人)见了“万钟”的优厚俸禄却不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这样，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大小老婆的侍奉和熟识的穷人感激我吗?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大小老婆的侍奉却接受了;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熟识的穷人感激自己却接受了。这种做法不是可以让它停止了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羞恶廉耻之心。
【内容简析】
《鱼我所欲也》一文用面对鱼和熊掌之间的抉择，比喻面对生命和大义之间的选择，孟子会毅然“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当中的“义”和文章最后的“此之谓失其本心”的“本心”都是指人的“羞恶之心”(按现在的通俗理解，可以理解为“廉耻之心”)。因为人只有拥有“羞恶之心”，才能分清哪些是道德底线可以承受的事，哪些是道德范围所不接纳的事，哪些是“所欲有甚于生”的事，这样才能不被“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和“所识穷乏者得我”所诱惑，而像“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一样，内心有一种凛然的“义”。
孟子，(约前372一前289)名轲，字子舆，邹国人(现山东邹城市)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散文家。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地位仅次于孔子，后世常以“孔孟”并称。对后来的宋儒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他生活在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中期，政治上主张“法先王”，在孔子“仁”学基础上，提出系统的“仁政”学说，主张行“仁政”以统一天下，曾游说梁、齐等诸侯国君，均不见用。退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书立说。在人性方面，因袭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主张人性本善。(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孟子观点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不过他提出的“舍生取义”的观点，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商品经济的今天，都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