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五四”过去已经九十五年了。在中国走向现代性的法治之路上，关于启蒙的呼吁再度响起，因为过去百年的启蒙似乎没有完成它应有的使命：摆脱奴性与愚昧，成为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现代公民。而这个使命的没有完成，在反传统的思想家们看来：一是因为百年中国史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日本侵略)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让救亡的要求压倒了启蒙;1二是各种以传统为名的对民主、法治道路转型的阻挠，“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2
一百年过去了，自从五四彻底抛弃了戊戌变法“托古改制”的思路，反传统与传统的二元斗争贯穿在几乎每一次中国政法转型之际的思想启蒙。百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启蒙，自身已构成一个复杂的新传统，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来自中国本土文化的各家学说，在这个复杂的斗争中都用不同的方式、根据不同时代的境况，不断言说了自己。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百年来中国政法转型之际的启蒙中，有一个非常讨巧的文本，总能被不同立场的启蒙思想家们利用，而丝毫不妨碍他们立场的歧异，那就是《红楼梦》。那是一个让人迷失的文本，“迷失以后做出的每一个判断都可能是正确的，但有些个解释又永远不能得到满足，……这种迷失现象是其他作品所没有的。”3
《红楼梦》的让人迷失，首先在于它写了那样旖旎的前八十回，后面却没有写完，留给人们无限想象的空间。4其次，它又是那么的传统和反传统。它很传统，其中渗透了传统文化不同流派的因子，“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5它又很反传统，它的主人公跟传统的社会似乎格格不入，它本身就暴露出中国传统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衍生体。再其次，它写得那么生活，而那些生活的背景却又让人看到很多政治、法律的阴暗。
《红楼梦》本名《石头记》，讲了一块石头的故事。这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来自上古、通天人之际、汲取天地精华的灵石，是女娲补天时没有用剩下来的。因觉无才补天，自怨自艾，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下凡走了一遭，来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恍如红楼一梦，历尽劫数重登彼岸。然而既已下了凡，这样旷古难寻的补天之材，谁又能容它不作补天之用呢?《红楼梦》出世之时(1754)，恰逢中国盛世之衰，再过一百年，天就差不多要塌了。那以后中国知识阶层中一等一的人物，个个以补天为第一要务，这石头就要派上用场，看看它能不能补得了天。
戊戌变法时，康梁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民智未开，维新变法没有群众基础，因为中国文化精英只是少数，普通人所知的文化只有小说戏曲。于是康氏力主译介泰西小说来启迪民众，变法失败以后，梁氏东渡日本，更发起新小说运动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第一步。此后，《红楼梦》的政法启蒙意义就成为红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红楼梦》注定要成为各路非小说家自道家法的工具。五四运动时，胡适决心整理国故，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捉妖打鬼”，6找出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他认为《红楼梦》的颓废精神实在不能与他笃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相容，极力贬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曹雪芹的思想境界，驳斥蔡元培索隐派老式红学，意图摧毁康有为所代表的“托古改制”传统。胡适先生一辈子活得非常道德文章，文章就是为了道德，道德也要为了文章，这是他终生一以贯之的践行。他认为《红楼梦》在文学上毫无可取之处，曹雪芹没有受过文学的修养训练，思想见解很贫乏，《红楼梦》就是曹氏大家族破落的自传，思想性比不上《儒林外史》，也比不上《老残游记》，7实在没有什么启蒙的价值。康梁的小说教与胡适先生道德文章的威势不容小觑，一百年来，这威势如黑云一般笼罩着《红楼梦》，让它彻彻底底下了凡，一定要在“文以载道”的天下大义中现出原形：到底《红楼梦》有没有革命与启蒙的关怀。红学携着这无边威势，要将《红楼梦》中万境归空的那些东西一一揪出，用逻辑和理性清清楚楚还原出来——其实什么也不会空。在形形色色躁竟的政法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解读中，《红楼梦》担负起了百年中国最不能成空的历史使命：新民与启蒙。一百年的红学，成了中国政法启蒙言说活生生的镜子，记录百年中国政法启蒙的跌宕起伏。
只是这启蒙是不是也下得了凡?下不了凡，启蒙莫非也要成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