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翻译历史悠久，早期的佛经翻译更是为中国译论奠定了基础。从两汉的佛经翻译开始，翻译家们就开始总结实践经验，探索翻译规律。从东汉末至北宋初的佛经翻译，将近千年，其时间之长，可以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
一.中国早期佛经翻译的发展阶段及其译论
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存在着“文”“质”之争，纵观佛经翻译的发展，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即由直译趋向于意译。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的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草创时期：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公元148-316年)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早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安世高便开始从事译经活动，但偏于直译。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他的《法句经序》是最早出现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首次提出翻译的困难，反映出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即支谦偏向于好文，而维�难则好质。其中已初现“信、达、雅”的雏形，可见此序在我国译论的开创性意义。
2. 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从东晋到隋(公元317-617年)
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此阶段最著名的是东晋前秦高僧道安，他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道安主张意译，要忠实于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五失本”是：一、佛经词序多是颠倒的，汉译时改从汉语语法，容易失本;二、佛经文字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为适应汉语读者，译文作了修饰，容易失本;三、佛经的论述，往往不厌其烦，颂文更是翻三覆四，翻译时删繁就简，容易失本;四、佛经有“义说”类似汉人韵文后的“乱词”，内容重复，翻译时被删除，容易失本;五、佛经讲完一事，要转说它事时，又将前事重提，然后往下说，翻译时，这些话被删除，于是失本。“三不易”是：一、圣人是按当时的习俗来说“法”的，而今时代不同，要改古适今，很不容易;二、圣人的智慧和凡人的鲁愚有天渊之别，把千年前古代圣哲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俗之众，实不易也;三、释迦牟尼升仙不久，其大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反复斟酌，兢兢业业，而今由凡人来传译，又事隔千年，更谈何容易。
后秦僧人鸠摩罗什提倡“天然语趣”，即意译，他“主张只要不违背原意，则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以实出华’”，译文又偏向“文”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一改前人的直古风格，主张意译，他的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他是在中国翻译史上最早提出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
可以看出道安主质(直译)，鸠摩罗什主文(意译)，而此后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慧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厥中之论。他认为，翻译时既不能“以文应质”，也不能“以质应文”，他认为应“简繁理秽，以详其中”，在“文”“质”之间拿捏好尺度。
3. 第三阶段全盛时期：唐朝 (公元618-906年)
唐朝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早期佛经翻译家就是名僧玄奘了，他是我国第一位把中国文化典籍向国外介绍的人。他的翻译原则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不翻”，就是用音译。有五种情况：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此外他的贡献还在于对译经者进行了详细的分工。
4. 第四阶段基本结束时期：北宋(公元954-1111年)
虽然到北宋时，佛经翻译已经不及以往兴盛，此时依然出现了诸如赞宁这样的高僧提出了精彩译论。他总结了译经理论，提出译经的“六例”即：“译字译音”、“胡语梵言”、“重译直译”、“粗言细语”、“华言雅俗”和“直语密语”。他归纳了译经中的各种情况，提出解决各类矛盾的方法。
上述这些早期佛经译论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奠定了初步基础。
二.早期佛经译论对此后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
纵观中国佛经翻译史，可以清楚地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死译硬译”，“重质朴，轻文采”到鸠摩罗什的“以实出华”，再到慧远的“厥中”，以及玄奘的“忠实、通顺”，“文”“质”之争呈螺旋形上升的趋势，不断发展与成熟，奠定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与后来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 “忠实、通顺、美”一起形成了 “神韵”、“神似”、“化境” 这种最高翻译境界。这些翻译理论都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一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步完善、逐渐提高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