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是个“办证”的。这天，一个老太太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问他能不能办“好人证”。阿龙以为对方故意恶搞，丢过去一句“神经病”，就生气地挂了电话。
哪知，过一会儿，老太太又打来电话，带着哭腔恳求：“我是认真的，求你帮我办张‘好人证’吧！”老太太好像不是开玩笑，阿龙边想边说：“好人证和身份证差不多，你确实要的话，就准备好订金和个人资料，在人民路公园门口等我。”
老太太连说：“好好好！我马上准备。”
挂断电话，阿龙觉得十分好笑，他干这行多年，这是头一次遇到要办“好人证”的！
阿龙赶到人民路公园，门口果然站着个老太太。她有些担忧地问阿龙：“好人证要几天才能办好？”阿龙拍拍胸口，说：“放心吧，最多三天，到时还是在这里交货。”
老太太连连点头，交了订金和一张身份证复印件，最后叮嘱说：“你一定要照着身份证上的姓名办一张好人证，千万别弄错了！”
回到住处，阿龙打开身份证复印件，发现身份证上的人叫刘二柱，是个三十岁的男人。阿龙更加好奇了。
琢磨了两天，阿龙参照身份证的样式，设计了一张“好人证”，上面刘二柱的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标得一清二楚。
第三天到了交货时间，阿龙拨打老太太的电话，一连打了好几遍却无人接听，他只好带着这张“好人证”赶去人民路公园。到了那儿，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老太太的身影。
阿龙等得心烦，气呼呼地离开了。中午，他正在饭馆吃饭，有个嗓门沙哑的男人打来电话，开口就问：“证办好了吗？”
阿龙警惕地反问：“什么证？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男人说：“是这样的，几天前是不是有个老太太要求办好人证？我是来拿证的，你把证给我吧。”
阿龙犹豫不决：“老太太为什么不来拿？你不会是警察吧？”
男人信誓旦旦地说：“不不不，你大可放心。老太太昨天摔疼了腿，才叫我来拿证的。”
阿龙怕出事，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要不，过几天等老太太方便了，再联系我。”
见谈不拢，男人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吧。”
挂了电话，阿龙越想越觉得不妙，生怕这是警察给他下的套，万一被逮住，别说坐牢，光是罚款就够他喝一壶的。为了稳妥起见，他当天就把手机号码换了，把那张“好人证”丢到了床底下。
换了手机号，办证的广告就得重新张贴。过了好几日，这天，阿龙正在一家酒店外的墙上偷偷粘小广告，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阿龙以为是城管，把手中广告一丢，撒腿就要跑，但一条胳膊被人死命地抓住了，他回头一看，抓他的是个四十多岁，留着平头的中年男人。
阿龙恼怒地斥道：“抓我干什么，快放手！”
平头一听他的声音，居然惊喜地叫起来：“我认得你的声音，可找着你了！”
阿龙也听出来了，这平头就是电话里那个嗓门沙哑的男人，没想到竟然在这儿撞上了！阿龙摸不准对方底细，挣扎着问：“你谁啊？找我做什么？”
平头生怕阿龙跑了，紧紧抓着他说：“我真的不是警察，我找你，只是来拿好人证的。”说着，掏出一百块钱，硬塞进阿龙口袋，“这是剩下的钱，加上之前的一百块订金，老太太一共花两百块让你办一张好人证，证件上的姓名叫刘二柱，我没说错吧？”
阿龙仍有些怀疑：“你说的倒是没错，可我不知道你是谁，只怕你是和警察串通的，这跟斗我栽不起。”
见阿龙还不肯信，平头焦急万分，居然急得眼泪打转。忽然，他猛地跪到地上：“兄弟，求求你，把好人证给我吧，我这几天都在到处找你，再拿不到好人证，就来不及了！”说着就要给阿龙磕头。
阿龙大吃一惊，连忙伸手去扶，平头硬要他答应拿好人证才肯起来。阿龙只好答应了。他让平头在原地等，他回去拿好人证，但平头怕他跑，说什么也要跟着。
回到住处，阿龙从床底下找出那张好人证，平头见了，眼睛放光，伸手就要抢过。阿龙眼珠子一溜，急忙把证藏到身后：“好人证在这，但还不能让你拿走。”
平头愣了愣：“兄弟，你嫌钱给少了？”他毫不犹豫地翻开皮包，抓出一把钱来：“你再开个价吧，只要我给得出，多少都无所谓，好人证我一定要拿回去。”
阿龙慢慢踱了两步，紧盯着平头，说：“不是钱的问题，钱已经够了。”
“那你这是？”平头疑惑不解。
阿龙笑了笑：“我是做假证的，办过的证无数，可今天这事儿太怪，居然有人要办好人证，连我这个假证贩子也觉得不可思议。你要是不把原因告诉我，我宁愿退钱，也不把证给你！”说着，他两手慢慢把好人证举起来，作势要撕毁。
“啊！”平头叫了一声，立马紧张起来，最后重重叹了口气，“你真要知道，那我就告诉你。实不相瞒，之前找你办好人证的老太太是我娘，好人证上的刘二柱是我弟弟，我叫刘大柱。”
原来，刘大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大柱，小儿子叫刘二柱。两兄弟小时候爹因车祸死了，刘大娘为了不让两个儿子受委屈，年纪轻轻就守寡，直到两个儿子长大成人。
俗话说得好，龙生九子，各个不一。刘大柱和刘二柱虽然同在一个贫寒家庭长大，但刘大柱较懂事，书也读得好，如今已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刘二柱自小惯了些，不但不思读书进取，长大后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这一年，刘二柱终于走上不归路，连犯几宗抢劫杀人案，逃亡一段时间后，被捉拿归案。刘大娘得知这个消息，心知杀人是死罪，连哭了几天几夜，以至于精神都有些恍惚了。
那一天，刘大娘偶尔看到阿龙贴在街边的办证小广告，她在痛苦中突发奇想，要办一张“好人证”。
原来，刘大娘是想等刘二柱饮弹之后，把“好人证”放到刘二柱身上一起火化，到了那边，阎罗判官看到“好人证”兴许会网开一面，受的报应也许就会少些。于是，刘大娘就给阿龙打电话办好人证。可谁知，刘大娘第二天就摔坏了腿，住进了医院。
刘大柱含着泪，说：“我知道这个好人证听起来荒唐，但为了娘，我也要把证拿回去，这是一个母亲为了儿女的心啊！还有几天，法庭就要开庭宣判了，依我弟弟的罪行，枪决已是板上钉钉。我娘只希望赶在收尸的时候，把好人证放到他怀里……”
刘大柱说不下去了，他抹了把眼睛，恳求地看着阿龙。
阿龙脸上的神情早就僵了，他愣了许久，慢慢地把“好人证”放到刘大柱手里。
不久，阿龙收拾铺盖回了老家。他没有再做办假证的行当，把机器统统丢进了垃圾场。同时，他也带走了一张“好人证”，证件上赫然是他自己的姓名，他决心做个好人，以证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