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人似乎很“爱国”，说鲁迅批判国民性把中国人说得太丑了。他们可能并不了解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具体内涵，也不了解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这种批判，直观地对鲁迅的批判方式表示反感，不能接受，甚至担心会丑化了中国人，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鲁迅的确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这也是他所理解的实现文化转型的切要的工作。他写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说得最多的有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谈得最多的一是“看客”，二是“奴性”。例如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经验》)
还有“奴性”，也是鲁迅认为国民性中最严重的病态。大家回想一下，在鲁迅的小说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药》)，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的卑怯者，他们对于身受的压迫忍辱受屈逆来顺受。《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在酒楼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聊地生活着的吕纬甫，《孤独者》中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的魏连殳，《离婚》中慑于七大人威光的爱姑，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卑怯者，虽然他们面对坎坷的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奴性思想的体现
鲁迅憎恶中国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恶他们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鲁迅憎恶他们能以瞒和骗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鲁迅深深地憎恶国民的奴性性格。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而冯友兰说每个中国人都是哲学家，三种不同的思想方式，让中国人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在内心挺过去，那就是忍，忍的结果就是妥协，被奴役而心安理得。
鲁迅声称他 “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这对于凡事都比较讲面子、讲中庸的传统社会心理来说，的确不合，又特别有悖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清醒而深刻的文学家，一个以其批判性而为社会与文明发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参照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真是我们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药。因此，重要的是理解鲁迅的用心。如果承认鲁迅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槃”的需要，那么就不会再担心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自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正是难能可贵的民族自省，是文化转型的前提和动力。
我们读《阿Q正传》，看小说中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的处世行为与心理表现，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恶心，这真是给我们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但仔细一想，这又是何等真实的刻划，是一种毫无伪饰的真实。我们也就理解鲁迅所说，其目的就是要写出“国民沉默的魂灵”来。中国人的一些共同的精神疾患久矣，我们司空见惯了，见怪不怪，也都麻木了，鲁迅却要真实说出。通过鲁迅的创作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我们周遭的许多落后的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模式、民风民性。比如“以祖业骄人”，总是向后看，摆“先前阔”;比如“比丑”心理，癞疮疤也可以作为骄傲的资本;比如自欺欺人的健忘症，不能正视失败和衰落的精神胜利法;比如那想睡上秀才娘子宁式床的狭隘的“革命”理想，等等，是鲁迅笔下阿Q等角色的表现，何尝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精神弊病?鲁迅是深刻的，但他又并非居高临下。他总是带着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带着无限的悲悯和无奈，去表现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个病态社会。鲁迅痛切地感到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存在看这种严重的病，所以他要批判中国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没有开什么药方，药方不是文学家能开的，鲁迅只是看病。他把中国人这个老病根给看出来了，这就是非常伟大的地方。我们今天读鲁迅的小说、杂文，还是能看到许多国民性弊病的揭示，感到这些病现在也还有些严重，这就是鲁迅的深刻，鲁迅的厉害。
鲁迅为何那么执着批判国民性?这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现实的深刻认识有关。他在1907年前后就已经有过立国必须立人的思想。“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即只有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才能够使“国民”真正走向觉醒。可以说，“立人”贯穿鲁迅思想的一生。在鲁迅那里，“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批判，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
其实，对国民性的关注并非鲁迅独有。晚清以降，象梁启超、严复这些先驱者，都提倡过类似的口号。严复编《天演论》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优胜劣汰的新价值观，其衡量种族优劣的指标中就包括“民力、民智、民德”。严复从进化论演绎出的“鼓民力”之说，在急于适应和满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需求中，中国过去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国民性格都成了民族生存的障碍。在严复的时论中，国民性改造的愿望就迅速清晰起来，虽然他还没有使用这个词语。
梁启超1900年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提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梁启超没有直接用改造国民性这个概念，而是提出“开民智”。1902年梁启超开办《新民丛报》，从刊名可猜测梁启超还是把国民性改造视为“第一急务”了。孙中山在对中国国民性的检讨上，与严复、梁启超并无大别，而且他们一致将其原因都归之于千年专制所造成的积习。但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不适于共和的立场，被孙中山讥为“曲学之士”，孙中山质问的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的立场。改造国民性其实是晚清以降思想家和先驱者思考中国之命运的一种趋势，鲁迅接续了这种思潮，并付诸实践。改造国民性并非给中国人丢脸，并非全盘抛弃传统，而是很实在的一种精神建设工作。
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是清醒的，但也常常感到无力。他说自己的文章如同一箭之入大海。我们对鲁迅的苦心是缺少理解的。几十年来，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诸如“国民性”是个伪问题，这一问题太玄虚，不易把握。有的批评鲁迅“文化至上”，是唯心主义。对鲁迅前期思想的评价一直很谨慎。
这些年又有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强盛，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存条件会好起来，国民素质自然也回提高。但是事实却是，经济发展了，精神生活却空前枯竭，国民素质并未得到提高。这也说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工作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鲁迅和百年以来众多知识分子不同，他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不只是给别人动手术，往往也是给自己开刀。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建立在严峻的自审意识和痛苦的自我剖析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抉心自食，鲁迅的文章与作品中常常看到的是，伴随着国民性批判，是对自我深层人性和阴暗面的探索和挖掘。当前，我们不缺乏“批判”，缺乏的就是鲁迅那样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今天学习鲁迅，就是像鲁迅那样对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和历史忏悔。
鲁迅作品是富于批判性的，是民族的自我批判，是刮骨疗疮，很痛苦的。我们看鲁迅的作品，有时候会觉得很闷，很沉重、难受。他写的那些沉重悲哀的东西，老是缠绕着你，甚至让人不得安宁。你们读鲁迅如果有了这种感觉，就是读懂了一点鲁迅，慢慢接近了鲁迅。鲁迅不是给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预备的，读鲁迅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有较多的人生历练。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大学生，可能不那么喜欢鲁迅的作品，主要因为他们还缺少人生的历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