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偶获三则案例，思忖几日，感受颇多，深觉育人工作是一项智慧而艺术的事业。
案例一：一天，刘老师班上的小军同学放钱的皮夹子不翼而飞了。于是，刘老师照例把全班同学集合起来，问：“有谁看到或拾到小军的皮夹子？”大家都说没有。刘老师只好又对大家说，如果谁拾到的话，立即归还给他。可大家还是异口同声：“没有看到。”这时刘老师又换一种口气说：“如果有人拾到了，现在不好意思拿出来，回家好好想想，明天早上送到我这里也不迟。”……第二天早上还是没有人送来。
案例二：一位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为了“侦破”班里一位学生丢钱的“案子”，发给班里每位学生一根一般长短的小棍子，让学生拿在手里并把手放在课桌下面。他说：“我这把小棍儿是施了法术的，谁拿了别人的钱，他的小棍儿会长长。”过了五分钟，他收回学生手中的小棍儿，收一根比一根，结果终于破了“案”——拿钱学生的小棍儿比别人的短了一截儿，因为他怕自己的小棍长长就暗中掐了一截儿。
案例三：我校周老师班上一位同学的20元钱不知被谁“借”走了。周老师让大家围绕下列问题进行讨论：①假如这20元钱是我丢的，我会怎样？②如果谁拿了或拾到了，不归还给失主，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发展下去后果会怎样？③如果犯了错误现在应怎么办？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已见，讨论很热烈。
在此基础上，周老师发给每人一张小纸条，事先讲清楚，如果你没拿这20元钱，使在纸上写“我没拿”三个字及自己的名字，如果你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便写，“我错了”。写的时候不准互相看，同时老师绝对保密，你自己认识了错误，老师绝不追究，只要以后下决心改就行。果真，一个同学在纸条上写着“我错了”三个字，并主动向班主任讲了事情的经过，把钱物如数还给了丢钱的同学。
思考
可以肯定班主任处理这种事的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要弄清事情真相，二是要教育学生。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使“拾”东西没有归还的同学既不失“面子”，又受到教育。“案例一”中的刘老师采用的是提问式，三次发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部曲”，即先直截了当，继而委婉式，最后采用宽容的方式，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因为这个“三部曲”是在一种常规思维支配下所进行的调查处理方式，学生对此习以为常，因而丝毫没有在学生中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那位拾到皮夹子的同学还会产生“会在全班同学面前丢面子”的危机感，他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自动交出皮夹子来。这种紧紧相逼的工作方法最终只会获得个适得其反的结果。
那么“案例二”中的班主任王老师又怎么样呢？(教学论文 )一看结果，似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再细细思量他的整个教育过程，很显然，王老师是以“骗”贯穿此中的，这是一种教育欺诈手段。学生将棒掐去一截儿，说明还是有自尊心的，他不愿意将自己“拿”钱的事在全班同学面前公布出来。而王老师却用“骗”的手法让他自己“露了馅”。也许，这位学生以后在同伴们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也许，这位学生迫于王老师的“破案技术”暂时改掉了“拿”东西的毛病，但就在此日寸，他又从老师身上学会了“骗诈”的伎俩；也许，为了在全班同学面前树立新形象，这位学生表面上会积极表现，但等到诱惑一至，心底休眠的“病菌”又会再次被激活，重犯此错，长此以往，他将失去了和谐的“生长家园”，“无家”可归，形成病态的双重人格，到那时，可悲的是教育，受害的却是孩子。
教育的功能在于引导、纠偏和提高。对于这些“拿”东西的学生，教育者既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又要诱发他们的内疚感，激发他们的正义感。为此“案例三”中的周老师采取了讨论和在小纸条上写三个字的做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前两个例子，老师让当事人处于被动、不平等的地位和紧张、失去安全感的氛围中，试想，被动、害怕、焦虑怎能使人思想上生出健康的种苗呢？“案例三”中的讨论，则淡化了教育痕迹，使这位学生处于和其他同学同样主动、平等的地位，在讨论中每位学生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和启发，特别是这位学生会从中受到心灵的触动和思想的感悟。而周老师工作的巧妙之处则在答应保密的前提下，让学生在小纸条上写三个字，因为小纸条对小学生来说本身就有一种亲切感，同时它又带有强烈的游戏色彩，这会使小学生即刻产生某种外在的愉悦；同时对“拿”钱的学生来说，由于经过了讨论这种体验，使他心灵深处产生了某种内在思想撞击，而获得某种类似于正义战胜邪恶的内在愉悦。因此，他的认错自然是呼之欲出，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