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上有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讲的是东周时期公孙仪担任鲁国的宰相，权位十分显赫。他有吃鱼的嗜好，于是一国之人争相买鱼来献殷勤，然而他却坚辞不受。其弟子不明就里，探问原因，他回答道：“若受鱼则会迁就他人，迁就他人则会枉于法，枉于法则会免于相，免于相则不仅再无人送鱼，而且失去了买鱼的俸禄。”
受鱼而享受美味，此诚为一得；免相而丢弃俸禄，此又为一失。得与失，会集于“受鱼”这件看似寻常的事情上。然则孰大孰小？公孙仪的一番严密推理实在精彩之至，令人折服。他很懂得其中的辩证法，得出受鱼之得小而免相之失大的结论，因此没有掉进那个陷阱。从这件事来看，他虽然算不上忧国忧民的贤臣，但至少不失为善处进退的智者。
其实，大千世界，悠悠万事，如同“受鱼”一样，都是得失相参利弊相随的。问题是如何去应对它们。鲁迅说：“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就像当年先生偶导“拿来主义”一样，我们也应该“运用脑髓，放出眼光”，从长远权衡它们的大小，然后做出取舍。断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惑于小得而疏于大失。对于得失，如果说公孙仪偏重于从物质角度来计算，未免有失狭隘，那么孟子强调从一精神方面来考量，就很具有高度。他在《鱼我所欲也》一章中说：“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在他的眼里，得到很厚的俸禄较之失去礼义廉耻，就是得小而失大。如果为之，就是失去“本心”；失去“本心”，就是不知羞恶；不知羞恶，就是所谓“非人”。他的这一见解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并被奉为修身的圭臬。
打开卷帙浩繁的中华历史，那些有识之士直面得失，无一不表现出了崇高的风范。范仲淹受贬谪而题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箴言，文天祥面临利诱而表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迹，林则徐遭流放而吐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誓愿，鲁迅遭遇围攻而吟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绝唱。凭着杰出的才华，他们完全可以获取万贯家私，享有荣华富贵，但为何做出如此常人难以理解的选择？因为他们深知，在眼下局部环境中，得到安逸的生活事小，而在整个岁月长河里，失去美好的名节事大。不以一己之得为得，而使天下受其得；不以一己之失为失，而使天下免其失。这种“辫乎荣辱之境”的高尚“至人”，其生命价值当永垂不朽。
可是在今天这个充满诱惑的特殊时期，有不少披着“人民公仆”外衣的人，得失当前却本末倒置，远远没有当年公孙仪的清醒头脑，更不必说具备那些有识之士的长远目光。他们利令智昏，欲壑难填，得陇望蜀，蛇口吞象，全然不顾道德灵魂的存在，最终自食苦果，落得可耻的下场。原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李真就是典型一例。他在任职期间，用他的话讲，“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龌龊不堪的勾当”，贪污受贿累计人民币竟达千万元之多。结果呢?被绳之以法，推向了断头台，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得能偿失吗？他在西天定然心知肚明。唯以一己之得为得，而使天下丧其得；唯以一己之失为失，而使天下被其失。这种寡廉鲜耻、不齿于人的卑劣小人，就该遗臭万年。
著名作家周国平曾说：“万有皆逝，唯精神永存。”个中内涵对于被铜臭熏得晕头转向的李真之流来说，当然永远一旁不通；但是对于每一个具有良知的人而言，应该很容易彻悟。常言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精神之得往往大于物质之得。那些人何以看不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权衡得失，切莫丢了“精神”这个重要筹码!不然，我们有何颜面去见两千多年前的公孙仪和孟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