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在宋朝发展到了顶峰，但即使在宋朝最强盛的时代，也无法有效抵御西夏等外敌的入侵。王安石针对北宋的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史称“熙宁新政” 的改革，以图富国安民。王安石的革新运动，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等重臣的强烈反对，二度罢相，及其身死，新法马上被革除。王荆公的革新精神得到了历代的传颂，然而深入了解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之后，我们会震惊地发现，王安石带来的弊远远大于利。
王安石为了尽快推行新政，不惜排斥异己，在短时间内提拔任用了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一大批趋炎附势之徒，而苏轼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官员贬的贬、退的退。李定等人被当时的士大夫认为是“十钻”，即不择手段，务求高官厚禄的钻营小人之意。王安石所用非人，以致在推行新法时罔顾民情，民怨沸腾，也给了奸猾之徒可乘之机，最明显的就是青苗法的推行，官方强行借贷惯粮给百姓，到期就要求老百姓高利息还债，结果造成了流民千里的后果。而且，变法阵营也充满了倾轧、争权夺利，吕惠卿是王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罗织罪名，想要构陷王安石，搞得两败俱伤。这也直接导致绍圣、崇宁年间的党祸株连，党祸之后，杰出人士都消亡殆尽了，对金国的进攻毫无办法，北宋也就此灭亡了。
孔子曰：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士大夫感受到了上层的风向，便纷纷投机取巧，以苛刻为能事，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蝇营狗苟之事。一时之间，士人的风气大坏，急功近利，办事苛察，朝廷任用酷吏，以图一切得以速成，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政策使得卑鄙无耻之徒开通了一条通畅的成功上位之路。人民尚未享受到新政的好处，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要重新整治人心，使得民归于厚德，淳朴敦厚，那无异比登天还难。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写道：“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可见他其实是深明大义，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与认识到的道理南辕北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人生中的悲哀。
诗圣杜甫诗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的说法，“亡国”是一般的改朝易姓，“亡天下”则是指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破坏，以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可见，儒家的治世标准，就是选用贤能，保障民生，使得民风淳厚，安居乐业。王安石的所在所为，虽立足于民生，但是为求成效，不择手段，终于酿成了“亡天下” 惨烈的后果，这或者是王安石所没有想到的。在称颂王安石的革新精神同时，更应该清醒地认识他的不足，这样才有助于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