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向来认为，但凡好的写作者，都有一个不得不写的理由。或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志”，或是笔来鞭辟黑暗。前者如司马迁，后者如鲁迅，他们皆想在死处搏一个生机出来。
司马氏之名，千百年来被人们赞于口，仰于心，借的是什么？当是那部“史家绝唱，无韵离骚”，除此之外，别无答案。想想看，司马一氏至迁止，史官的名位早已葬在了黄昏后，空留一个闲职与一把毫无主见的笔杆。到了因言获罪，辱于宫刑的地步，司马迁可以说是心伤形败，毫无希望可言，虽生实死了。然而绝处逢生，就在那陡然的一转。司马迁好似丟了一切，可终究没有丟失他士大夫的气节，没有丟下一个文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史记》的存在，给了司马迁一个活于当世的理由，一个彰于后世的凭证。如果没有那只笔，没有写作，司马迁也只是司马迁，一个无望的濒死者罢了。所以，说写作延续了司马迁的生命，是可以的；说，写作赋予了司马迁生命，也是可以的。
而鲁迅则在愚昧的脊背，用笔划了一道口子，欲为中国国民搏出一线生机。“真的猛士”者，不仅是赞美，更是一种警示。鲁迅弃医从文，不就是发现了医可以医“生”，却没有医“死”的力量。医“死”者，唯写而已。所以“猛±”者，是从精神上给以冲击，从而使其焕发生机。重病还需猛药。
自古而今，“写”就如负栋之柱，支撑着苦难者，如洪钟大宇，警醒着衰迷者。向写而生，是自赎之道，是救世之道，是从心灵上寻觅出路，是绝处逢生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