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学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又开始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其与语文学科的结合便产生了语文教育心理学。在我国，教育心理学与语文学科的初步结合以来，实现真正意义的完全结合，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本文拟就我国百年语文发展史上两个学科结合历程作一番梳理。
国际上，教育心理学经历了苏格拉底的理论准备阶段、赫尔巴特的理论丰富阶段和桑代克的理论完善阶段，迟至十九世纪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交叉学科的性质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与生俱来地需要承担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双重任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它所研究的内容——研究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类心理现象及其表征，进一步探讨形成群体道德行为的心理特点，并揭示该过程中被教育者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的一般规律。其性质和研究内容共同决定了它不可能单独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其他具体的基础学科相结合。于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首先诞生了“以研究语文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心理现象、特点和规律，探索语文教育与学生心理发展的相互关系为目的的，并为语文教育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1]的语文教育心理学学科。
教育心理学与语文教育在我国的结合过程，比国际社会的要更为漫长。大约与苏格拉底同时期的孔子也有许多关于教育的理论，然而这些零星的理论始终未能发展为系统的学科。由于战乱等因素，国际社会语文教育心理学学科的成立，一开始也未对我国产生多少影响。直到20世纪初，国人掀起学习西方的热潮，教育心理学才以舶来品的身份出现在专业人士的视野中，并逐步被他们运用到语文教育领域。“始于20世纪初刘廷芳的汉字学习心理实验”[2]，到1982年朱作仁《语文教育心理学》的出版，才真正实现了两门学科的完全结合。此后，我国语文教育心理学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迈入了“快车道”。
受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初刘廷芳以汉字学习的心理实验“开启了心理学实验进入语文学科的历程”[2]，他的博士论文《学汉语之心理学》是其实验的产物，说明了心理学与语文教育结合的可能性。这一时期，陈礼江与沈有乾也相继从事于汉字学习的实验研究，其中的艾伟自1925年美国留学归来后，更是长期研究中小学学科尤其是语文学科的心理。这些实验研究为之后的理论专著问世开辟了道路。姜建邦的《识字心理》(1948年)是产生较早的理论著作，它被誉为“汉字教育发展史上从科学心理学角度作研究的首本成果”;艾伟也相继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了《阅读心理·国语问题》、《阅读心理·汉语问题》，两本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语文教育心理学的诞生，“实现了教育心理学与语文教育的第一次真正结合”[3]。
新中国成立后，心理学实验运用于语文教育研究日益增多，以曹日昌、曹传咏等中科院心理学工作者在汉字字形的辨认以及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识记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语文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1980年问世的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特别开辟专门章节“语文教学的心理问题”，阐发在师生心理互动条件下的语文教学的特殊心理规律，这意味着教育心理学与语文教育的结合开始走上正轨。到1982年朱作仁的《语文教育心理学》出版，“标志着心理学理论与语文教学实践的自觉结合”[3]，至此，实现了两个学科的真正结合。周庆元在1999年出版的《中学语文教育心理学研究》，则是将语文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推向更深入层次。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理论研究方面又有了新的特征。不仅是专家学者，越来越多的普通教学工作者也开始重视教育心理学在语文教育中的研究，各种《语文教育心理学》杂志层出不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教育心理学与语文教育的结合走向微观层面，不断实现着学科的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