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件事她在前一天有提过，我并没当一回事。我想，她是财务科门诊收费的职工，严格说起来不算医护人员。我笑她，难道你要到武汉去帮医院算账吗？我还是比较安心的，她作为一名“无关人士”，是没有机会踏上通往湖北的专列的。我很知足，虽然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但是我们这里相对安全。老妈也说这几天值班没见几个病人来挂号。因为医院专门安排医生在大门拦截发热病人并已送至发热门诊。我总是想，老妈是安全的。我们一家除了老妈正月还要上班，全都缩在家里不敢出门。
可在今天，刚轮完一宿夜班的她平静地告诉我：我报名了。
我真的很想说：你这是胡闹！既然身为医院职工，就更应该清楚认识到疫情的严重！你为什么要去？为什么别人不去！结果挣扎了半天只憋出几句干瘪的话：“那我怎么办？”“你已经17岁了，会照顾好自己的。”“去哪儿？”“现在农村实行‘封村隔离’，需要很多人手。”老妈说，如果大家谁都不去，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就要乱套了。
我知道老妈有一个梦想——当医生。她曾轻描淡写地提过一次。我知道她的固执，只要认定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改变。也许她在了解此次疫情后就萌生这样的想法，只是没准备好告诉我们。年轻时候的老妈本来也有机会进入军队当英姿飒爽的军中绿花，但因为种种原因，她留在县城，成为一个普通女人。我知道她心有远志，虽然生活会碾碎人的脊骨。
这一刻，我清晰地看见她眼底的流光溢彩、青春无限。我仿佛看见她穿戴上工作帽、医用防护口罩和一次性乳胶手套，手持耳温枪在冷湿的风中忙碌。我仿佛看见她蹲在墙角阖眼作短暂休息，扒两口盒饭便起身重返战场。
现在，我更理解张旃副教授的现代版“与夫书”。无论是顶着发热的病体专程从湖北千里逃亡的浙西南小镇避难的“游客”，还是在一线连轴转的医护人员，谁没有自己的小家？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呢？要知道疫情发展仍处于爬坡期，确诊及疑似病例甚至是死亡人数的增加是一种必然。我想对老妈而言，这不仅仅只是年少时的心愿。我又笑她，你简直要成为陶勇医生那样的党员了。她背对着我，没有回答。
走到客厅，液晶屏幕上新闻主播为我们带来有关疫情的最新消息。果然，数字又是翻倍。老爸陷在沙发里，一张脸上没什么表情。我靠近他，坐下。
“老妈跟你说过她报名的事了吗？”
“嗯。”
低头看着老妈的志愿者电子卡，她的头像拍的不错。照片上的她身着制服，笑容满满。编号超过六位数，反正是长得很。看着看着，我顿感泪眼婆娑，一时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