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对“文”“质”之争产生原因的阐述，对其派别和特点作了初步的探讨。下面一起来看下!
一、引言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翻译高潮，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翻译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起自汉魏，盛于隋唐，续至宋元，有深远的影响，很值得挖掘与探索。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文”与“质”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成为“文”、“质”之争的内在辩题。在当时称为“质直”和“文饰”两种倾向，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直译”与“意译”。自东汉至唐宋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理论主要是就直译(质)还是意译(文)的问题展开了论战。
二、“文”“质”之争形成的原因
佛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盛行为佛经翻译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从而引发了理论上的“文”“质”之争。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早在公元65 年前就传入中国。统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宗教来压制劳动人民。所以佛经一经传入，便首先在统治阶级中传播开来，并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佛教徒们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经经典。这样，佛经翻译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理论上的交锋也随之兴起。因此，倘使没有大量的佛经翻译实践活动，也不会有最初理论上的“文”“质”之争了。
译学理论的发展、译者们自身观念逐渐宽泛及其所受影响、其掌握语言学知识的多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翻译观，从而形成了翻译主张的不同。譬如释道安自身所处时代属于佛经翻译的草创阶段，主张直译带有其必然性;当时符秦译场的主持人赵政也是采用直译法;主张意译的鸠摩罗什本人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文美意达，言精旨近;主张直译意译相结合的一代宗师玄奘处于一个佛经翻译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各方面的翻译见解比较成熟，又由于他本人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熟练而巧妙地对待原本，使译文能言文达旨。
三、“文”“质”之争的派别
(一)直译派(偏于质)主张翻译只要能传达经典的原意就可，至于文辞的修饰无关紧要。因此，翻译是只需“径达”，或者“案本而传”的实录。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主张直译的翻译家们有：
安世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安世高，是我国有史可证的佛经翻译第一人，也是翻译史上最早的质派译家。他通晓华语，故译文比较能传达出基本意义，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说他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总体而言，他是偏于直译的。
支谶(支娄迦谶)：东汉时支谶所译经典属大乘佛教，译文比较顺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文的面目，往往“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可见，他也是主张文章需直译的。
竺法护：西晋竺法护主张存真偏质，尽可能传达出原文的真意，因此偏重于质朴，后人评价其是一种存真的质，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
释道安：言及直译派，晋，前秦时释道安可谓是典型人物。道安不通梵文，主张“案本而传”。在他看来，译经的目的是让人通晓用异域之语所撰经文传达的意思。如果改变了原文的面目，译文便失去了价值，因此译文必须质朴，充分传达原意，对原文不得增减，甚至在词序上也要求照搬原文。道安理论的核心是要忠实于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对以后的翻译工作颇有影响,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五失本”中的第二条中认为将“质”译成“文”则是失本，为了保证不“失本”，在对待“巧”(实质是文)与“质”的关系上，也应该以“质”为主，足见他是主张纯粹直译的。
彦琮：彦琮在《证论》的开首，完整复述了道安关于“五失本，三不易”的论点，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提出了“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
(二)相比之下，意译派(偏于文)认为在不违背经义并且能传达经旨的情况下，对文章做一些增删，有所修饰，略显文采，使文章能更好地传达，都是可以的。其代表人物有：
支谦：三国时期，支谦译经较多，他的文章译得“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高僧传》)。此句话道出支谦的译文是颇具文采的。道安谓“护公所出，纲领必正;虽不辨妙婉显，而宏达欣畅”。足见支谦倾向于“文”而不是“质”。
鸠摩罗什：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罗什，精通梵语，充分认识到翻译的困难，认为“因译传意，岂其能尽”，继而提出变直译为意译的三原则，即增减变通的翻译技巧。在他看来，翻译中的言意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言简并不一定导致意也简。相反，只要“趣不乖本”，翻译时做一些必要的增减能使文章更为畅达，其文意反而能更好地传达。罗什是反对直译的，倾向于意译的。他在意译原则的指导下，常删掉原文的繁复之处，而且不拘原文体制，经常变易原文。他译的《法华经》被人称赞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他所表现出的不同风气，在译史上树立了一个楷模。
(三)由于“文”、“质”两派长期以来各持己见，以己之长驳彼之短，发展到后来又出现了调合两派矛盾，融合两派之长的折衷论――文质融合派(文质相兼)，主张在翻译过程当中，应当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两者相结合、相兼顾。其代表人物有：
慧远：东晋高僧慧远对主张直译的道安与主张意译的罗什都比较了解，他通过研究梵汉两种语言的基本规律，指出“文过其意”是意译之失，“理胜其辞”属直译之过，继而提倡“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的折中原则， 主张不宜各持一端而应两者兼顾。他指出应该“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两种翻译方法互相参考，最后以一种适中的办法完成翻译。于是他在做了认真的思考之后，认为佛经翻译时既不能“以文应质”，也不能“以质应文”，“质”“文”两种译法都要掌握一定的分寸。
僧佑：南朝齐、梁的僧佑与慧远等人的见解一样，持一种辩证厥中的看法。他认为译文“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所以，必须兼顾文质。
玄奘：唐朝为我国佛教全盛时期, 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顶峰。唐代僧人玄奘，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集大成者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新局面。他是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提出“五不翻”的原则，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主张“文”“质”结合，还选用了多种翻译技巧，其在翻译上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
四、“文”“质”之争的理论价值及其引发的思考
有翻译实践就必然有对翻译活动的思考、探索、研究与争鸣。这场“文”、“质”之争的重要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翻译的矛盾：原文――译者――译文之间的基本矛盾。从实质上讲“文”与“质”都是译文的一种原则，“文”多一些或“质”多一些都不能成为译文优劣的标准。文派反对质派的侧重点在于质派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结构，忽视译文的文法而逐字译、死译、硬译等。其实，质译不是硬译，而是指用朴质的语言明白直接地表现原文，措辞恰当，不铺张，也不粗俗，恰到好处的一种翻译;而质派反对文派的基点在于文派过分重视译语的文法，为适应译文的习惯任意削删、编译，措辞上过分追求“典雅”、“华丽”。其实，文译的“文”应指“辞彩”，对译文加以修饰，在“信”的原则下使译文更加通达。
那么，究竟怎么来看待“文”与“质”的关系呢?其一,“文”和“质”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种翻译方法。在一切翻译活动中, “文”与“质”尽管方法不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和所要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其二，“文”与“质”是在传译活动中兼用的两种翻译方法。这两种方法的出现和相互关系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语言的性质和几种语言对比的特点所决定的。翻译时,须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一味地追求其中哪一种都是不可行的。所谓的“文”与“质”并不是对立的翻译方法,两者都蕴含着翻译的真谛。只要真正具备了文学翻译家的资质,一切方法都能为我所用,以求译文的完美。
五、结语
“文”、“质”之争是贯串中国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讲究文采修辞还是注重内容准确成为译者争论的焦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直至今日，仍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而且随着翻译水平的不断提高、翻译研究的深层化和系统化，翻译标准系统也会不断有所创新，日益发展完善。为此，新时期的翻译工作者要更好地继承、发展前辈的经验总结，从中吸取“真理的”成分，为建立完善当代翻译理论体系做好坚实的依据，而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这一份宝贵的文化研究遗产，无论是对翻译理论、翻译史，还是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也必然发挥出其不可忽视的巨大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