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若是从几个角度对事情的前前后后进行理性分析的话,都不难发现,女孩的光环背后确实存在着不那么令人信服的东西。而网上反响比较强烈的一种意见则是,让一个未成年女孩扫大街,先要问问有没有违反《劳动法》?这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为“童工”,假如说拿新颁布的《劳动法》都不足以说服习惯“扣光环”的人,那么只能说明一点,劳动法的执行力是存在纰漏之处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到12岁女孩拖着长长扫把替母扫街的照片时,或许想到更多的是寒酸,至于能不能被扣上“最美丽”都不重要了,甚至显得苍白。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是有人热衷于用“最美的环卫工人”对小女孩做全部的诠释呢?原因大概有二:
其一,中国人一向有一个习惯: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以前就总能听到很多人用习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聊以自慰,所以就到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若有心思的人几乎都不难发现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腆颜事敌,终获成功。只要能略有点文化底蕴的人大概都会记得亚圣语录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一句,它被称作是一个人逆流而上,获得成功的起点。
而那绝不单单是文人诗性之后的感慨,而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洁工来说,这种荒谬的哲学都能行的通。一则报道里就曾这样报道:冬天雪花纷飞,夏天烈日当空。可是无论寒冬酷暑,在大连打工的环卫工人房华,总会带着女儿一起去扫街。房华说:“每当寒暑假我都会带着女儿一起出来扫街,从她5岁开始,现在已经整整5年了。我没有什么文化,但我深知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让孩子吃点儿苦没什么不好的
其二,就是“最美”后面遮蔽着一个现实,这个事实可是是很多人容易忽略掉的,有评论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就是我们这里经常用道德杀人。比如说说出“最美”这个词的人,其实是用一种孝道的道德高度,消解了本来应该由社会或者有关部门承担的责任。这算是乾坤大挪移的一种另类形式,把事情的正面意义提炼出来,用来转移问题的视角,从而达到以表彰代替责任的目的。
这种“乾坤大转移”的法术自古有之,“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鲁迅《论睁了眼看》)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享受苦难真的这么有效吗?“乾坤大转移”的手法是不是真的就给接受光环的人带去了方便和实惠呢
狄马其实回答的很好:“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谁也不能说,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写不出《春秋》;屈原留在宫中,就不赋《离骚》;左丘眼明,就不会写《国语》;孙子脚好,就不修兵法;不韦仍然是宰相,就不编《吕览》;韩非不囚,就没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圣贤高兴的时候就一定写不成?因而,这是把特殊的历史情境当成了普遍的创造规律。”(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