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女权主义形象——简爱,她虽然出身不幸却勇于同命运抗争。本文是对简爱的现代女权意识的探讨，欢迎大家来参考！
内容摘要：作为英国文学伟大传统之一的女性文学，其漫长的发展过程是女性意识萌动、承袭与勃发的艰辛过程，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爱，以其强烈的经济独立和人格平等意识，崭新的爱情价值理念，自然朴素、纯实的审美观，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传统视角，丰富了当时的主流时代精神，宣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简爱身上折射出的许多超前的现代女性意识形成了英国女性文学传统中最具风采的一部分，有着永不凋谢的美。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the fe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great traditons of Britain literature, is a far-flung develop and a process in the fe consciousness is bourgeoning, inherited and thriving hardships. In the noevel of “Jane Eyre” Written by C. Bronte, its heroine na is “Jane Eyre”, consciousness of intencse econo independence and personality equality, the brand-ne idea of love, the natural, si and pure aesthetic standard, had preponderated over the traditional angle of vie the dual opposition, and enriched the ti spirit, and announced the self-a of fe cousciousness. Many fe consciousnesses in advance refracted fro Eyre has for a part of the elegant de in the British fe literature tradition, so her beauty is unfading.
关键词：简爱 女权意识 独立 平等 自尊自重
Key Jane Eyre Fe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ce Equality Self-respect
引言：
《简爱》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在问世后的一百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而又缠绵动人的爱情传奇感动了无数读者，而女主人公简爱身上现代女性意识的自觉流露更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之所在。简爱尽管身世贫寒，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以自己强烈的经济独立意识和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尊严，顽强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爱情。她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主张男女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新女性形象，宣告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证实了自我造就在人生历程中的价值。《简爱》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两性二元对立的传统视角，是献给丰满人性觉醒的赞歌。女主人公简爱有着超前的现代女性意识，她的许多行为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对今天的女性如何更好立足于社会，活出自己的价值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西方女权主义者看来，自人类进入父权社会以来，“人类文明的整体构架是极不完善的，它只是一座按照男性的意志而构筑起来大厦——它的顶端永远飘扬着男性的旗帜，它的钟声永远为男性鸣响”。同时，“人类社会在进入了父权社会后，女性的生存状态丧失了女神时代（母权社会）的自豪和骄傲，一直深受男人的全面压抑，即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和文化习俗上的压抑。她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一个被命名者。这个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性别，呈现出一种无名又无言的状态。”[①]而简爱的诞生则宣告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以自己独特的性格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腐朽的传统观念，宣扬了受压抑的妇女的反抗意识，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应有的经济独立意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平等意识、婚姻自主意识以及自然、朴素、纯实的审美观和注重内在美的审美意识趋向等，这些意识不仅是19世纪英国女性先进意识的超前发端，同时也是今天的女性应具备的先进意识，有着永不凋谢的美。
一、 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
简爱强烈的独立意识是小说世界的一个标尺。命运把她抛掷到了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存环境，正是父权的消亡使得简爱追求自我意识和自我话语权利成为可能。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兄的侮辱与毒打，以及势利的佣人们的为虎作伥，这些都从未使她屈服。相反，她以弱小的身躯做了令对手们胆战心惊的抗争，直至被逐出无她容身之地的盖茨赫德。简爱在洛伍德寄宿学校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得依赖个人的不断努力。尽管在学校里不断受辱，但她没有在屈辱中沉沦，而是内化为一种力量，奋发进取，不但学习上飞速进步，也取得了师生们的理解。她就像一颗顶风冒雪的小树，不屈不挠地成长起来，也是这种环境造就了更加成熟的简爱。简爱后来被授予教师职位，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得以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恩格斯说过：“任何社会中，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没有经济的独立，女性解放运动便无从谈起。追求女性解放首先追求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是人格，政治上的独立，还必须有思想上感情上的独立。”[②]
的确，女性解放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要有人格的独立，两者水乳交融，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没有独立的经济意识，就没有被人尊重的人格独立。要改变受压制的地位和生存现状，必须首先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从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抑如波伏娃认为，妇女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的生存状况取决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使然。妇女能否解放自身，也主要取决于她们在经济上能否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只有获得了平等的经济地位，才能成为和男性一样平等的主体而非对象性的存在。[③]简爱从迈进桑菲尔德庄园起，她就把自己和庄园主罗切斯特之间划清了界线，她不断提醒自己，在她和罗切斯特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道鸿沟，当她爱上罗切斯特时，她更觉得心寒，“想到横在我和我不由自主爱上的人之间更宽的鸿沟——财富、地位、习俗，我心里感到非常凄凉。”[④]经济地位的悬殊，使简爱非常敏感，她一边深爱着罗切斯特，一边又常常忐忑不安。罗切斯特任何一种用财物表示爱意的方式，都使她产生烦恼，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她敏锐地感觉到罗切斯特的笑容“像苏丹在充满幸福与温情的时候，赐给那些用金银和珠宝抬高身价的奴隶的微笑。”简爱被深深地伤害了，在爱情和自尊之间，她“只想求得内心的平静，一颗不被过多的恩惠压碎的心。”[⑤]她内心一直希望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财产，“假如我有那么一点独立的可能，也的确是一种安慰。”[⑥]当罗切斯特要求她放弃家庭教师的工作时，她执意不从，“我将继续当阿黛尔的家庭教师，这样我就能挣得自己的食宿费，还有一年三十磅的薪金。”当罗切斯特问她还需要什么时，她立刻回答说：“你的尊重。而我也报之以我的尊重，这样这笔债就两清了。”[⑦]至此，简爱的形象定格了，升华了，在她身上自我独立的色彩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更为浓烈，这也是她形象中最为闪光的一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在政治、经济、人格上，远远没有获得平等的可能。既无资产，又无门第，甚至连容貌也很平常的简爱，在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后，明确意识到，经济的独立是她人格独立的支柱，只有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她才觉得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才觉得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在简爱身上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正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使她得以时时刻刻牢牢地把握住自己，正因为如此，当简爱发现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毅然离开了他，宁愿孤苦飘零，也决不放弃自尊自立。在简爱的爱情观中，已抛开了世俗的因素，不做金钱的奴隶，不做他人的附庸，始终保持一个独立完整的自我。在那样一个男性主宰的时代，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对男性经济上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取悦于男性，并因之将男性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女性没有人格尊严，更谈不上平等和独立。简爱的选择正是对传统女性形象和女性观念的颠覆。简爱的出走并不是过分看重所谓的名分，而是看重爱情，她是在向命运抗争，她要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罗彻斯特自私的爱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简爱的人格独立时，她宁愿痛苦地放弃。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三种常见的程式——才子佳人、社会解放——都体现了典型的男权意识。不管哪种程式，都给与女人以弱小的、温柔的、被男人统治、需要男人来解放她们的依附于男性的形象。男性成为话语的主体，女性形象则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而简爱开始自觉脱离这种非主体的存在方式，她用放弃一段屈辱的婚姻换回了自我，得到了做人的自尊，这种自尊，使她实现了人格和心灵的独立。在离开了桑菲尔德和她所深爱的男人后，简爱用自己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她承担了圣约翰为他介绍的艰苦工作——为穷人服务，做一名乡村教师。同时，这份工作也给了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圣约翰在与简爱的交往中，发现了简爱的性格中闪出的不平凡光彩：她直爽、单纯、富有激情，特别是她的能吃苦耐劳和有毅力这一点，圣约翰认为是适合作一个传教士的妻子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向她求婚。但他对简爱的求婚不是出于爱情，且简爱认为“仅以这样的身份依附他，我常常会感到痛苦，我的肉体将会置于紧紧的枷琐之中……”“做他的妻子”，“永远受到束缚”，“这简直难以忍受。”[⑧]所以简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她觉得自己高于一切。实质上，“圣约翰对简爱的求婚，是在宗教的名义下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招安，本质上仍然是把女性当作工具，当作附庸，当然被简爱所拒绝。”[⑨]可以说，简爱对圣约翰的拒绝是女性对宗教的反抗，也是对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婚姻的反抗，更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社会的反抗，充分体现了简爱的女性主义意识。
简爱在经济上独立的要求，并没有使她把获取金钱作为唯一的目标，当她意外获得大笔遗产，一夜暴富后，她又把大部分的财产转赠给了她的表兄妹。在她心中，亲情的价值远远胜于金钱，所以最后，当她的经济地位和罗彻斯特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后，她满怀深情重新走进了桑菲尔德庄园，她感到有力量有勇气地投入罗彻斯特的怀抱了。这种力量和勇气不仅来自于她继承了一笔遗产，来自于她一直苦苦追寻的“强烈的经济独立意识”的实现，同时还来自于她缜密的思考和高尚的人格，简爱由此彻底解构了“依赖”、“自我牺牲”等天生的“女性特质”，解构了陈旧的男女两性关系，加速了妇女对父权制的反叛。在小说的结尾，简爱宣布：“读者啊，我嫁给了他”，而不是“他娶了我”，凸现了简爱掌握自我话语权力的独立意识。[⑩]
二、人格和精神上的自尊自重意识
在简爱身上，我们随时都能感受到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一种坦荡荡亮晶晶的清纯、高洁之美。无论在险恶的困境里还是在优越的顺境里，简爱都很重视个人尊严的维护。如果个人尊严受到了威胁，她就要挺身反抗；如果个人尊严没有受到威胁，她仍然不断地给自己敲警钟，防止尊严的失却。
在盖茨赫德，她狠狠地反击了无端毒打她的表兄约翰·里德后，使女和保姆纷纷指责她不该和“主人”对打，她立即反驳道：“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个佣人吗？”[11]尽管寄人篱下，她也不愿低三下四地承认自己低人一等。她怒斥里德太太的那番话也表现了这一点：“你以为我没有感情，不需要一点爱、一点友善就可以活下去？那样活不下去，可你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12]从此，她的反抗精神逐渐在心里扎下了根，并懂得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在那样的环境中，她明白：活着，首先是要争取做人的权利，至少要得到人们的平等相待。
到了洛伍德学校后，她竭力与人为善，在与好友海伦·彭斯谈话时，简爱曾讲到了她的为人原则，“别人善待你，你也善待别人，这正是我一向所希望的。”学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清规戒律极其森严，简爱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但如此恶劣的环境并没有使她沉沦，她表现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反抗那个专门摧残女孩的冷酷虚伪的校长。她的好友海伦是个善良、聪明的学生，却总是受到心存偏见的老师的责难和体罚，简爱对此满腔悲愤。她对海伦说：“要是换了我，我会讨厌她，反抗她。假如她用那根鞭子打我，我将把它夺过来，并且当面折断它。”“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被打，我们就应该狠狠地反击，我坚信我们应该反击，狠狠地反击，以教训教训乱打我们的人，让他永远不敢再打。”[13]这一举动不仅是对男权统治下的不平等社会的反抗，对自己人格尊严的维护，又与当时妇女反抗压迫和社会偏见，争取个性解放和维护人格尊严的女权运动密切相关。简爱由此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生发根基，开始一步步建构自我选择的生活。简爱使得女性本相和生命熠熠生辉，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使得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放开喉咙，发出了专属于女性的独特声音。
当简爱进入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后，与罗彻斯特的第一次对话就体现了她的反叛性与自省精神。当罗切斯特神情傲慢地问：“你认为我漂亮吗？”简爱没有胆怯害怕，也没有手足无措，而是不卑不亢地回答说：“不！先生。”[14]这不是一般男人和女人的对话，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简爱朴实和坦率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这是她所能体会到的第一次真正平等、真诚的对话和交流。正是由于简爱合乎礼仪地沉着应对，从而很快就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令罗切斯特刮目相看。男权文化总是习惯于以男性为中心, 站在男性的立场居高临下地审视女性, 而简爱却超越了这一传统, 她能够以“我”的标准来打量整个世界, 比如她认为梅森先生是一个“模样儿俊俏的男人”, 但他皮肤光滑的鹅蛋脸没有力量, 那鹰沟鼻和樱桃小嘴没有坚毅, 那低而平的额头没有思想, 这种评判体现了对男权的颠覆和批判, 也表明了她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人, 她没有像大多数的女子那样盲目遵从男人的思想, 而是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与男性人格完全平等。
在简爱看来，虽然人的地位有高低之别，财产有多寡之分，长相有丑俊之异，但在人格上却都是平等的。爱情须以平等和相互独立作为基础，女性要有独立的人格，自尊自爱，不依附于其他人才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热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所以每当权利和尊严遭到侵犯和践踏时，她都会毫无例外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争取自己应有的人格尊严。尤其是当罗切斯特希望简爱婚后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娇小玲珑，光彩照人，以侍奉男人、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为已任，一个为了他而牺牲自我，处处为他人着想，没有人格尊严的家庭天使时，简爱大声说：“我可不是天使，”“直到我死，我也不会成为天使，我就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你不要指望也不要要求我这里有什么天堂里的东西——因为你得不到的！”[15]这无疑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英国社会的公开挑战，也是为捍卫女性人格和尊严的呐喊。只有如简爱这般具有强烈、自尊意识的女子，才会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女性不再是男性中心社会一个可怜的玩物，更不是盲目而自得其乐的家庭附庸——“家里的天使”。简爱的这种自尊自爱和平等意识是英国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又一大进步。她使得女性意识从对女性特点的强调转到对女性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强调，从对女性修养、尊严等的强调，转到对女性真挚、坦诚和独立人格的强调，从对女性的社会认知度等外在价值的强调，转到对女性内在情感价值的强调。“父权制的文化标准曾带来一种强制性，它迫使妇女处于生活底层，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同时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妇女长期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之只存在男性价值标准。”[16]伍尔夫将那种完全把男性标准内化为自身要求的妇女称作“家里的天使”，这些“天使”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了实际生活和精神上对男人的谄媚，她们自觉接受男人所强加于她们的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一种阻碍自身创造力的“反面本能”，这也是女性自卑心理的一种体现。而简爱的出现杀死了“家里的天使”。
尽管现实无情地挤压着简爱，可每一次的压力都只增强了她追求人格尊严，追求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的信念。简爱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处在生活的漩涡之中，当她得知罗切斯特有一位活着的妻子时，她的神经马上开始强烈地颤动了。这时的简爱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是抛弃追求人格尊严，为人情妇，苟且人生，还是经过“意志的批准”毅然出走，以撕心裂肺的代价来换取人格的自尊，这是一项痛苦的抉择。最终，简爱选择了离开罗切斯特，这其中，内心世界所承受的痛楚虽然让她苦不堪言，但她得到了自我，得到了自小在逆境中所形成的对现实的叛逆以及做人的自尊。这种自尊使她有勇气作为一个不被社会恶势力所淹没的新女性；这种自尊，使她在桑菲尔德庄园以卑微的身份赢得了罗切斯特的敬重；这种自尊，使她觉得自己失去的不是纯真的爱情，只是一桩屈辱的婚姻，因为爱情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她灵魂的深处；这种自尊，使她最终实现了人格独立的理想。简爱正是在这不断寻求精神家园的过程中，逐步拆解了男性话语权，解构了男性神话，获得了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健全人格的成熟女人。
三、人格平等的意识
几千年来男权主义的统治和奴役导致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随着人道主义思潮的扩展与深化，男女平等成为通向妇女解放所必须超越的站碑，女性自主意识的重新唤起和发扬也就成为一种强大呼声了。简爱强烈要求人格上的平等，这是贯穿始终的。在当时的社会，男权统治者为了使女人就范，费尽心机地把男权演绎为天经地义的必然现象而编造“神话”。基督教经典《圣经》规定：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的，所以必须依附顺从。女人是人类痛失乐园的主要责任者，原罪的始作俑者，因而更要受苦受难。将自由平等视若生命的简爱向传统观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为经典并流传千古的是她那段有力的爱的自白。在一个景色宜人的黄昏，罗切斯特试探简爱，说他要与英格拉姆小姐结婚，还要求热烈地爱着他的简爱继续留下来当家庭教师，简爱立即反驳道：
“你以为，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貌和一些财富，我就会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也不是通过血肉之躯——而是我的心灵在同你的心灵说话；就像两个人都经历过死亡，将同样站在上帝的面前，彼此平等——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平等的！”[17]
在这里，简爱认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纯洁的感情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捉弄，因此她发出了在男权文化压抑下妇女要求男女平等的愤怒呼声。在这段爱的自白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简爱既没有穷人的卑贱意识，没有受雇者的奴仆意识，也没有传统妇女在男人面前的屈服意识或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意识，有的只是对爱的追寻，对人格平等的坚决维护！
简爱有着不错的文化修养，她所接受的教育也促进了自身女性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使得她能从容面对生活的诸多挑战，从不丧失自身的立场、身份和地位，并最终赢得罗切斯特的尊重，这种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也是通过简爱身上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而呈现出来的。朱丽娅·克利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里提出了“两代人”的观念。她认为，第一代女性主义者是争取与男性享有同等权利的平均女性主义者，她们在“线状时间”内争取自己的权利，深深植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新一代女性主义”争取妇女的社会、文化认同，对女性心理及其象征体现感兴趣，并将这种探究导向主观性与审美，处于线性时间之外，“这种女性主义一方面与古代的（神话的）记忆相结合，另一方面又与处于边缘运动的循环时间或者永恒时间结合。”[18]简爱是这“两代人”的结合，她不仅竭力争取与男性享有同等权利，同时也争取在社会、文化上的认同，这种彻底意义上的平等观也是现代女性所积极追寻的。
无论是面对那些傲慢的贵族小姐，还是当她流浪沦落为乞丐，简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和别人一样平等的人，有着人的尊严。简爱不仅在涉及到个人的问题上坚持平等的原则，而且还对男女平等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她曾愤愤不平地说道：
“女人一般被认为是十分安分的，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感受。她们与她们的兄弟一样，也需要施展自己的才能，也需要发挥自己才能的环境；她们和男人们一样，对过分严厉的束缚和过于绝对的停滞感到痛苦……”[19]
作为一部十九世纪中期的小说的女主人公，简爱的这段慷慨陈词可谓是旷世之音。她以一个女性的新姿态对这个社会的不平等表现出愤懑和抗争，向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世界发难，这也是简爱女性意识觉醒的鲜明的标志。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说：“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今日的女人仍受着重重的束缚，”于是她号召妇女向一切分派给她们的“天生的”属性挑战，变“自体存在”为“自觉存在”，颠覆各种各样关于女性的神话，妇女应该像无产阶级和被征服的民族一样获得解放。同时她还引用马克思的名言，阐明男女两性应互为主体平等相待，组成“最自然，最必须”的关系，女人与男人一样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她们不断抗争，最后达到和男人一样平等的地位。[20]这种为了争取自我平等的强烈抗争性，在简爱身上淋离尽致的体现了出来，可以说，简爱奏响了那个时代女性意识的最强音。其实她也是在无意识地试图把自己从压迫性的男性文化中解放出来，以便把自己当作生命的承载来尊重。简爱明白，自己只有先做人，争取人权，而后才能做女人，争取到平等和尊重。所以简爱的前后两次拒婚以及一走一归的行为，都充分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平等独立的伦理观念和爱情理想。
四、强烈的爱情和婚姻自主意识
在当时的英国，女性是难以在普天之下取得一席地位的，更为可悲的是，她们几乎被剥夺了享受标志女性自由幸福的感情——爱情的权利。无数的功利婚姻造成一对对怨偶，女性没有择偶的自由。而简爱却是一个敢于反抗现存秩序，不听凭命运摆布，富有新型爱情观的女子。她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既不是女性对男性的诱惑，也不是男性对女性的征服，而是在平等交流基础上的情感沟通、心灵契合和精神的交融，是一种“灵魂呼唤着灵魂”的爱情。她说过：“我不需要任何陌生人——与我毫无共同语言、格格不入的外人，我需要的是与我同类型的人，我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得到感情上的完全共鸣。”[21]爱是平等的、是相互交流的，这是简爱择偶的首要标准，也是她独立人格的闪光点。简爱身材矮小，毫无姿色，只是一个穷教师，却赢得了罗切斯特的爱情，原因就在于她独特的人格和精神力量。简爱外柔内刚的品行、超凡脱俗的气质、丰富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深深吸引了罗切斯特，使他与简爱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在英国小说史上，简爱是第一个不凭形象美全凭心灵美赢得男性爱慕的女子。而罗切斯特让简爱倾心相爱，与他的财产、门第也无关系，是他抛弃了贵族偏见与简爱平等相处的平民作风让简爱信赖，是他对金钱和世俗观念的鄙视与简爱意气相投。可见，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爱情已经超越了年龄、姿色、财产、门第的世俗观念，是心灵与心灵的相印，精神与精神的相通。心灵与精神相互呼应与吸引，才是男女平等的真正爱情。
在一场社会地位如此悬殊的爱情中，简爱表现的是如此不卑不亢，彻头彻尾她都遵循着那条神圣的原则——自尊、自重、自爱。她不再在爱情的市场上等待被人挑选。尽管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罗切斯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可她并没有气馁或自我贬低，而是勇敢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因为她认为人在精神上、人格上是平等的，这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无疑是向社会偏见的大胆挑战。
当她发现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即便这妻子是疯女人，她也毅然只身离开，而不愿做罗切斯特的情妇，她对自己说：“我关心自己，我越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支持，我越尊重自己。”[22]简爱精神就是一种鸟的自由精神。她敢于冲破一切压制追寻自由和真爱。尤其是在罗契斯特提出违法的婚姻时，简拼命从她所爱的人怀里挣扎出来，不愿过那种不正当的生活。“简，冷静些”，他说，“别这样挣扎，像一只发狂的鸟……”简爱的回答可谓发人深省：“我不是鸟，没有网能缚住我；我是个自由的人，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所以我现在得离开你”，[23]简爱这一坚定的抉择正是因为她把爱情与人的真正价值紧紧连在了一起，从而使爱情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她的出走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对世俗观念的大胆蔑视，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选择！在简爱身上，有着对女性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向往，过于严峻的束缚和过于绝对的停滞都会让她痛苦。正是靠着坚强的毅力，简爱才在精神上牢牢控制住了自己，因此灵魂是安全的。也就是说，把握住了自己人格和心灵的独立，没有被爱的旋风席郑卷一空。简爱的这些话语和行为打破了以往女人被动角色，冲破了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女性禁忌和伦理道德规范，表现了她与众不同的爱情观。她开始从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赋予的温柔、被动性格中挣脱出来。
简爱对圣约翰求婚的拒绝，是因为她清楚的意识到她们之间没有爱情，她不肯抛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去屈从圣约翰，做他的传教工具。她对圣约翰说：“我鄙视你的爱情观，我瞧不起你奉献的这种虚伪感情！是的，圣约翰，当你奉献它时，我也瞧不起你！”[24]在简爱看来，婚姻的基础只能是爱情，真正的爱情可以冲破门第、财产的种种阻碍，达到男女双方精神的契合和心灵的互通，婚姻绝不是一件可以交易的商品，一个女人活在世间，应该为争取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的爱情权利而斗争。简爱的现代爱情意识抨击了一切世俗的陈腐观念。最终，当罗切斯特被大火烧残后，她毅然选择了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精心照料他。这桩婚事已排除了所有的外部条件，只以爱情为基础。当罗契斯特说他“需要一个妻子”，要简爱为他挑选时，简爱明确答复要挑选最爱他的人，而罗契斯特则回答说要挑选他最爱的人。罗契斯特是个“可怜的瞎子”，没关系，是个比简爱“大二十岁的残疾人”，也没关系。简爱仍然认为做他的妻子是“活在世上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了。”这是牺牲吗？简爱反问：“牺牲！我牺牲了什么？牺牲了渴望食物的饥饿，牺牲了亟待满足的期望。有权拥抱我尊重的人——亲吻我爱的人——依偎着我信赖的人，这也算是牺牲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当然是乐于牺牲了。”[25]他们婚后过得非常和谐，爱得非常真挚。尽管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婚姻是极不般配的，可当他俩的思想境界和素质修养达到高度契合时，社会的不平等意识与规范在他们心中已无所谓了，他们完全可以为对方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在他俩婚后的第十个年头上，简是这样回忆的：“现在我结婚已有十年了……我认为自己无比幸福——幸福到语言难以形容，因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正如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样，没有哪个女人比我更加亲近自己的爱侣，更加彻底地成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我全部的依赖都交付给了他，他全部的信任都奉献给了我，我们的性格恰好相会—结果自然是完美的和谐”。[26]无须多言，简爱在婚后第十个年头上对往事的回忆，就足以说明她与丈夫的结合不仅在精神上、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同时也达到了心灵上的契合和相通。
《简爱》的结构是一种《神曲》式的艺术构架。简爱经历了地狱（盖茨赫德和洛伍德）的烤灸，炼狱（桑菲尔德）的净化，最后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天国这一理想境界（与罗结合并诞生了象征新生的下一代）。在走完人生的地狱和炼狱的历程中，简爱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而罗切斯特则在一场象征着脱胎换骨、尽除旧恶的大火中获得了新生，两人同在上帝的召唤之下，走到了一起，抵达真理和至善的境界。[27]
五、简爱女权意识形成原因
在简爱身上所表现出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基于学识和良知的自信心以及批判现实的能力，都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理性自主精神的体现。正因为简爱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构建出了新的自由的社会关系，才从最初的被否定者，被蔑视者跃升为被认可者、受尊重者。她正是凭借自幼刻苦奋斗的自我实现的努力，积极有效地争取着基本的爱情和婚姻自主的权利，同时也格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规。
在简爱的身上，没有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女子那般妩媚和多感，没有左拉和莫泊桑小说中的女人那样优柔和顺从，更不是哈代笔下那个成为了命运奴隶的苔丝。“被动、献身、温顺、优雅”，这四种为旧时代的作家用力描写，以教育陶冶他们同时代或后世女性的，在新型妇女身上是不容一些存留的了。新型的妇女经过社会人群的长久锻炼，境遇的颠沛并不能使她嗟怨，命运的嘲弄更不能使她屈服。她有着四种基本的特质：“能动、反抗、果敢、决断”。这四种特质是她在自下而上斗争的场所中养成的。[28]简爱身上正有着这些现代女性所应俱备的特质。在那样一个时代，男权文化预设存在于女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简爱冷峻地消解了男人的伟岸强大，她深刻揭示了男性的强大是建立在女性的无知和顺从之上的，简爱清醒地认识到男性不可能是女性的拯救者，相反，他有时更需要女人的拯救。正因为简爱意志坚强，又能总是保持清醒的头脑，遇难不惊、临危不惧，罗切斯特才特别信任她，每当危机来临时，他都会本能地求救于简爱，并对她说“我需要你”，从而获得重新生活的力量。可以说，在与简爱的相处过程中，罗切斯特已完全被她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以致于在精神上、生活上都完全依赖简爱。要从深层次上探究简爱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当时的历史环境。
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当争取人类自由的思想震撼着男人的心灵时，同时也震撼着女人的心灵。1791 年，妇女运动领袖奥林匹.D古日发表了她的《女权宣言》：“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差异只能建立在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之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女性主义”开始在英美等国家流行，女性主义“指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一种信仰和行动；或者说它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建议，以及一个力求结束妇女被迫地位的运动。女性主义是世界性的。其目的旨在把妇女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并促使各国妇女之间团结。女性主义又是民族的。旨在结合各个国家具体的文化和经济条件考虑妇女解放的重点和策略。”[29]而勃朗特所处的正是英国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高涨的年代, 这次运动也正视了妇女的无权地位, 提出了争取妇女自由权利的口号, 女性的自主意识被极大地唤醒了。她们已经明白女性有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反对男性第一, 女性第二的观点, 认为男女平等, 女性有决定自己婚姻的自由。因其自身遭遇和切身体会,勃朗特受女权思想影响比较深刻, 故简爱的形象可谓应时而生, 表达和彰显了女权思想。简爱的人格魅力正在于她的反抗性格, 她的那个有着决不向困难低头的傲气, 不顾一切的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的志气, 大胆追求所爱的勇气。她是反抗男权社会的女性代表,因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总是对父权、夫权、家庭的否定与背叛，努力挣脱血缘锁链，追求从‘穴居’状态走向宇宙之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勃朗特把英国的女性意识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结语：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温柔、纯洁、年轻、美丽等等一直是理想和完满的女性普遍具备的特征，女性自主意识被压抑、被忽略，女性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愿望为男权主义所抹煞和剥夺，这造成了男权文化构造中女性自我的空洞化。传统的女性性别意识一方面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和控制，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存于人类历史之中；逐渐成为了人类常规文化心理。简爱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她实现了女性的跨越，她身上所折射出的现代女性意识，她的自尊自重、不懈追求，她的勇于创新、敢做自己命运主人的主体精神以及追求人性全面发展的自觉努力等，表明了女性掀开了重重历史帷幕战胜了自己——那个曾经客体的自己，她由此解构了男权规范的束缚，窥破了男人在其貌似强大背后的卑劣与渺小，从而获得了一种足以和男人对视的自信与精神支撑力，最终抵达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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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的重新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①]禹燕：《女性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著：《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页。
[③]参见西蒙·波伏娃著，桑竹影等译：《<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④][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⑤] 同上，第274页。
[⑥] 同上，第275页。
[⑦] 同上，第277页
[⑧]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页。
[⑨] 陈圆圆：《论中的女性意识》，《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⑩] 参见王瑛：《论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以夏洛蒂·勃朗特的为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5月第3期。
[11]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12] 同上，第42页。
[13][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14] 同上，第147页。
[15][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16]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7]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18] J·Kristeva：Wo’s Ti ,The Kristeva Reeder,Colu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40.
[19]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20] 参见西蒙·波伏娃著，桑竹影等译：《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21]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22]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23] 同上，第311页。
[24] 同上，第421页。
[25][英]夏洛蒂·勃朗特著，黄源深译：《译序》,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9页。
同上，第467页。
[27] 同上，第6页。
[28] 金仲华：《妇女问题的各方面》，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7页。
[29]西慧玲著：《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