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作品这是写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帝王却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人，两人虽相爱却只能留下长长的遗恨。
《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这样一篇大家喜读熟诵的作品的主题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古人的评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唐汝询《唐诗解》);另一种则认为它只是在写李、杨的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张邦基《墨庄漫录》)。而今人在这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中又产生了双重主题说，即认为该诗既有对明皇的讽刺批判，又有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歌颂。到底是哪一种正确呢?我们通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是讽喻，讽前皇之“惑”以诫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首先必须对白居易有一定的了解。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问题，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法，比如“弘贞观之理也，则思闻房、杜之谠议,以致升平;嗣开元之政也,则思得姚、宋之嘉谋,而臻副寿。”(《〈策林〉九：〈致和平复雍熙〉》)。这说明了白居易有意成为执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许多诗句中也有类似体现，如“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赠写真者》)……这些诗句都表达了白居易想成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负的愿望。
大致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四十五岁贬官江州司马之际，白居易对封建君王抱着较大希望，有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在这种心态之下，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不能不受到影响。张伦的话说得好：“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来世。”(《林泉随笔》)
研究《长恨歌》的主题，亦不能离开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趋明显，而宪宗又有意重开纳谏之风，对开元、天宝治乱的问题也很关心，比如他曾问与白居易同时期的李绛关于“开元治理，天宝兆乱”的问题(详见《旧唐书》4288页)。可见，当时的政治热点已集中于此。因此，如果说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对此毫不关注，而只是对李、杨爱情发生极其浓厚的兴趣，就未免有些故作惊人之论了。
另外，从《长恨歌》本身来说，也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借诗讽谏、劝勉皇帝“不惑”的意向。
《长恨歌》开篇，便直言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个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跃然纸上。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
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的。
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权势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
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因此，与《长恨歌》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亦说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可谓是对《长恨歌》的最好诠释。
通过以上分析，《长恨歌》应该是以讽劝君王“不惑”为主要目的的。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诗歌后半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在地愿为连理枝”四十四句)李、杨缠绵爱情描写的理解。这也是历代学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为，此部分与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创作至此时被李、杨的爱情故事所感，而转变了诗的主题吗?这正是双重主题说的观点。然而，如果对白居易的创作特点进行一下研究，就可以发现，双重主题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曾谈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的一个区别：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而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也。
……
……《白氏长庆集》壹《伤塘衢》二首之贰云：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案：‘一吟悲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此之谓不染。此篇所咏之时，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
可见，白居易在创作上，主题有单一性和单纯性的特点，因此《长恨歌》也不应是双重主题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诗中关于李、杨爱情的动人描写呢?难道《长恨歌》的主旨就是描写李、杨的爱情吗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白居易对唐明皇这个人的基本估价问题。
“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资，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宜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无伏，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
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
此段文字，白居易将唐明皇与唐代公认的模范皇帝唐太宗相提并论，可以说对唐明皇的评价高得可谓至矣尽矣了。
但，就在《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中还有下面一段话：
“洎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既荐兴，兵亦既起，兵以揭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政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日?K，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
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
这一大段话，全是批判唐明皇当政时期的天宝政局的;“政教寝微”等语，也符合天宝政局的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肯定前期，而批判后期。对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即指把唐明皇描写成一个“惑”于色而乱国的悲剧性君王，而且“惑”得深，“惑”得有些感人，实际上也有为唐明皇略作开托之意。
二、白居易的写作动机
从白居易的身世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为，一个封建君王，要能够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样，关键在于：“不惑”。因为“不惑”是任用贤人的条件和前提。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后半生为鉴。
白居易正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性的君王来警示今王引以为戒的。因此，诗中有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如写杨贵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避唐明皇抢儿媳的史实不谈，将他们的爱情描写得纯真;或后来，写唐明皇至国破妃亡之时仍不悟，还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标准爱情悲剧，把一个何等痴情的君皇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因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导致了国家的倾亡。
如此看来，当了解了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及他的写作目的之后，便不难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实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更为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