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其实韩愈的自荐意识也是很强的。
以文自荐的方式,既可展示才华,又不落俗套,深得文人喜爱。唐代文学大家、大文豪韩愈更把这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至。清人编辑的著名古文集《古文观止》,就选录了他的5篇自荐书,分别是《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应科目时与人书》。
光看这些书信的题目就能给人以急迫感,尤其一月之内三上宰相书,求助的频率不可谓不高。再看信中表白:一则说“上书后十九日不得复,内心惶恐而不敢逃避,不知如何是好。”(《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再则说“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三则说“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让人感觉这“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的自荐意识也太强烈了。
这是实情,不过这与他早年仕途坎坷,屡遭困顿的经历密不可分。史载,韩愈(768-824),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通六经百家。韩愈3岁而孤,由兄嫂抚育,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他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第四次参加考试总算考上进士,时年25岁。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韩愈虽然四试于礼部,能在25岁时登第,也算幸事了。但通过礼部的考试只是入仕的资格,要想授官还得通过吏部的考试,而吏部考试的难度有时并不在进士试之下,其中就有出身20年而未曾授予官职的。韩愈进士及第后,又曾参加3次吏部主持的博学鸿词科考试,结果又接连败北,他的《应科目时与人书》,与三上宰相书便写于这一时期。多年求官不成,韩愈只好离开长安,悒郁东归。后来当然回京了,并且官至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可谓平步青云、一呼百应。这个时候回首早年的艰辛,更觉沉痛,他跟李翱说:“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与李翱书》)
韩愈的自荐不仅意识强烈。而且还有成套的理论。
在他看来,有难必求是人之常情甚至本能,形势危急者尤其如此。他跟宰相说,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只要看到旁边有人,哪怕那是他憎恶怨恨的人,他也会大声呼救,因为形势实在危急。(《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按儒家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天下有道则显,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在韩愈看来,天下一统之时,心忧天下者,既不可去父母之邦,也不可独善于山林,套用孟浩然的诗便是“端居耻圣明”。所以不管是常人还是士君子都有求人之时,都要懂得自荐。
再看助人的理由。在韩愈看来,见难不救的人不仅不是仁人,恐怕连常人也算不上。因为即便是常人,只要听到有呼救声,哪怕是自己所厌恶的人的呼救声,也会“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这是问题的根本,也符合儒家“仁爱”的宗旨,说的是该不该的问题。再有是能不能的问题。在上位者当然有能力救助或荐举沉沦下潦者。韩愈二上宰相书时说,当今的节度使、观察使以及防御营田这些小官吏都可以自己推举判官,更何况皇帝所尊敬的宰相。《应科目时与人书》中也说在上位者助人如举手之劳:“如有力者,矣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与于襄阳书》中则说得更为具体、也更可怜:“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二,朝之享而足也。”
韩愈说自己正“蹈于穷饿之水火”“既危且亟”,是“君子之所宜动心者”,(《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所以要大声呼救。他说古代推举人才,有的来自盗贼,有的来自仓库管理员。现在的百姓虽然卑贱,也足以比得上他们。(《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这其实是说自己有才,不过这是暗说。他在《与于襄阳书》里就明说了:“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在《应科目时与人书》中,韩愈更把自己比喻为“非常鳞凡介”的一大“怪物”。如果能恰逢时机,他就能做到“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这也涉及到自我定位问题,韩愈对自己的定位是很高的,他自视儒家思想的正宗传人。所以要求荐举起来也理直气壮。更何况他的自进正是因为心忧天下,所以他“自进而不知愧”、“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既然求助与助人互惠互利,即便眼前不急用的人也要多加联络。因为人到用时方恨少。《与陈给事书》大概就属这种情况。韩愈与陈给事陈京本来交情不错,但后来人事变化,一沉一浮,陈有了自己新的交际圈子,对韩表现出相当的冷漠,韩主动自省,认为是自己不勤于登门的缘故。他也为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理由:位尊者“爱博而情不专”,需要时时联系。
不仅如此,韩愈对救助者也提出要求。一是救助要及时。“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这里的“吊”是“慰问”的意思,意思说看到贤能之士一段时间没事做了,就要主动去顾问。他还一再举周公急于见贤的例子,说:“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说“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二是要礼贤下士,不能“熟视之若无睹。”(《应科目时与人书》)
因为韩愈是散文大家。又以儒家继承人自居,他的自荐书也议论风生,手法多变。每每既要讲一番道理,又要陈述双方的境遇,还要表明自己的意图,但这些要素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因人因时而异,或设问、或反驳、或比喻,真是词必已出、长短皆宜。
至于结果,韩愈的自荐信也未必立竿见影,但暂时的失利并未阻挡住他强劲的势头,归根到底,韩愈在自荐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建树,他能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就是证明。更重要的是。韩愈不仅通过努力摆脱了困境,也引领了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培植了一大批后进学子,成就了自己永世不没的声名。我们读韩愈的其它文章,比如《师说》、《马师》、《讳辩》等,其实都与荐人、助人或教人、导人有关。这就比李白更投入,也更有成效。感觉李白像庄子,虽然洒脱,但只是孤家寡人;韩愈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也像孔子一样有着待价而沽的意识,既周游列国而自荐,又躬身删定《诗》、《书》、《礼》、《易》、《春秋》诸经,并造就了一批可以反过来造就自己声名的弟子。俗说“人抬人,无价宝”,韩文公努力自荐而又不卑不亢,可以为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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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居京都大学校长兼教育部长的韩愈,因为写了《原道》、《原性》几篇反佛文章,得罪了皇上。这天他的《论佛骨表》才上书,皇帝一反常态,雷厉风行当即批示:且去潮州反佛。并吩咐下去,让他十二个时辰内滚蛋。韩愈了解皇上脾气,一刻也不敢停留地卷铺盖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