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王维诗文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的研究,方法多样,角度不一,所以也是比较深入和细致的。总的看来,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多笼统地评价和分析王维诗歌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技巧;五六十年代,学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关于王维诗歌如何评价的讨论,所以较偏重于王维诗歌思想意义和其山水诗社会意义的分析;从七十年代末以后,学界对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探讨趋于细致和深入了,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而且此时还有人分析王维各体诗歌的不同特点和创作成就,更将王维与古今中外诗人进行比较研究,使得王维诗歌研究到世纪末形成较大的规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相对说来,人们对王维文赋的研究则稍嫌单薄,取得的成绩很有限。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对王维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一些专着和少量的单篇论文中,而且侧重于王维诗中清淡的韵味。
傅东华在《王维诗·前言》中认为,“王维诗中并不寓什么深奥的哲理,也不含什么浓烈的感情;他的好处只在一种清淡而深长的趣味。”杨荫深的《王维与孟浩然》也指出王维的诗,“可以称得‘淡而有味’四字”,“他在诗中爱用静一方面的词句”,“只是低声吟咏,令人如闻溪流之声,淙淙有韵。”他还将王维的诗歌创作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三十岁左右,此时他“是一个纯粹的隐居诗人”;第二个时期,是他三十岁之后,此时的诗“多含有一种不平之气”,“这在他作品上表现的,便是‘愁’、‘忧’、‘怜’,便是伤感气味很重的时期。”第三时期,此时王维痛定思痛,诗中又表现出他的“古澹悠远”的趣味了。
同样,当时的一些单篇文章也多作如斯观。如小尹在《唐朝以来一个最大的艺术家》中就指出,王维“是善用胸臆的,利用了诗人的感觉来写出大自然的美妙,不加修饰的建范着潇洒艺术的园亭;自是出尘妙品。”承名世在《王孟的优劣》中也认为“王的长处是清远隽逸”。方管的《王维散论》更以诗人的生活过程,以及这过程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来说明王维诗歌“静”的风格之所以产生的必然原因。文章认为王维的成熟的作品大抵都是辋川时期的作品,因为他这时是功成名就身退,于现实社会已毫无不满,对现实社会已毫无要求。于是歌颂安闲幽静的自然景色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但是王维诗中自然景色虽是安静,可也并不极端,并不至于寂寞。总之,寂绝之中稍缀以实有,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这就是两个妙法,为王维所经常运用,直接的以镇静那其实也并不安静的自然,间接的以调和自然与社会,而真正目的则在于抚慰人们的感情,使之安静而不至于极端。文章最后还说,“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的实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唯一的诗人,他的诗作乃是中庸注意的最美的花朵。”
五六十年代此时,由于整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较之本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界开始改变过去较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批评习惯,渐渐重视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这一转变体现在王维诗歌研究方面,就是有一些人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地拿王维的田园诗和安史之乱后的杜甫反映社会现实阶级矛盾的作品相比,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把王维说成是反现实主义诗人。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够结合王维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在五六十年代的王维诗歌研究方面,陈贻焮发表的《论王维的诗》、《王维的山水诗》、《山水诗人王维》等系列论文,较为学界所关注。他在《论王维的诗》一文中首先分阶段地探讨了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他认为,王维的早期诗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题材的描写”,“义正辞严、直截了当地抨击权贵,为怀才不遇的人们叫屈”;王维后期,虽然在政治上并未和上层统治集团脱离,但是,“从他的一些诗作中,可见他的爱憎并未完全因学佛而泯灭,他的积郁不平,也并未完全为辋川风月所销磨。”对于王维后期的山水田园诗,他的看法是,其中“许多作品的确是消极的,充满了佛老思想和灰色的人生情调”,但是因为“诗人投身到大自然中,从当时污浊的政治空气中苏醒过来,认识到了大自然的美,平添了生命的活力和向上的精神,从而使他后期的诗歌得以从玄言禅意、奄奄一息的低调中一振而起,写出了一些具有独特艺术特色的作品。”他认为王维这方面的成就“不仅在于描写了安适的隐居环境和生活,还在于表现了田家风景与农民生活的可爱”,此外,“他能以开阔的胸襟,劲健的手腕,涂抹出祖国雄伟的崇山峻岭”,“又能用清新的情致、匀润的色调渲染出溪山一角的幽境。”该文最后对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是很高的,并分析了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成就的种种原因,以及近来得不到重视的一些缘故。其《论王维的山水诗》则认为王维山水诗的总的艺术特点和优点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既渲染、烘托总的印象和情绪,又形象地生动地描绘具体景物;既看到全体,又看到局部和个别,以后者为主,以前者为辅,层次分明;既有虚叙,又有实景;既有白描,又有彩绘。作者是画家,又精通音乐,在取景设色、调度诗歌音律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他的山水诗不象谢灵运的那样仅从实处绘声绘色、堆砌景物,而能从虚处素朴地陪衬以全景、渲染以情绪、烘托以情事,作到情景交融而免除了板滞繁芜的毛病,也不象储光羲的那样,仅有景物情事的粗略描写。”其《山水诗人王维》也对王维的诗歌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认为王维“真不愧为山水诗典范作家和艺术大师。”
在陈贻焮《论王维的诗》文发表后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教研室在他们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中也对王维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们对当时有些人全盘否定王维诗歌成就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王维诗歌的内容相当复杂,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但仍以积极的成分为主。王维在自己的诗作里写出了对进步的政治倾向的歌颂,表现了追求实现这种政治的激情和豪迈的气魄,并歌颂了追求真理实现进步理想的人物和行为。王维是逐渐认识到那个社会的污浊而归隐的,所以在他的某些山水田园诗里不能不打上现实斗争的烙印。在这些诗歌里,充满着对自然美好景物的描写,就寓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否定的意义。作为王维的山水诗来说,更多的意义是他用出色的艺术才能,形象地感人地描绘出了大自然的美。该文最后评价道:“王维的诗歌有对生活情趣和对美好愿望的描写,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揭露,有山水的描写,有生活的题材,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多方面优美的诗歌,他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
同样,王运熙在《王维和他的诗》中也对王维及其诗歌成就给予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他认为,王维以他的写景诗在当时诗坛放射出闪耀的光芒,成为田园山水诗派的领袖。这个流派中的其他优秀诗人孟浩然、储光羲等人的成绩都赶不上他,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在展示自然界的丰富多采和表现作家对自然的深入细致的感受上面,较王维也不免有所逊色。他不愧为诗国中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大师。盛唐诗坛的繁荣局面是由各种风格的作品组成的。其中王维的许多写景诗对自然美作了精致动人的表现,也是重要的贡献。文章还分析了王维的边塞诗、社会诗、送别诗,认为这些诗篇在艺术描写上也比较优秀,一部分尤为杰出,形式都和内容取得和谐的统一,产生了相当强大的感染力。
当时对王维诗歌艺术成就和风格特征进行探讨的文章还有:邓魁英的《王维诗简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4)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彭立勋等《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王葆生的《王维不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羊春秋的《略论王维抒情小诗的艺术特色》等。
八九十年代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王维诗歌风格特征和艺
术成就的探讨更为深入,角度更为多样,评价更为公允。但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结合王维的山水诗或者其他题材的作品来谈的,所以,下面仅缕述一些总论性的、评价性的成果,结合特定题材、体裁的具体性的探讨则放在后文有关小节中介绍。
刘禹昌的《王维诗赏析》虽然是一篇以王维诗歌作品赏析为主的文章,但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提出了对王维诗歌成就的一些新看法,他认为不能囿于成见,习焉不察,仅目王维为山水田园诗人,而使我们不能见诗人的“大全”,王维的诗歌创作是丰富多彩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艺术风格同具“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他不是“偏精独诣”的“名家”,而是“具范兼熔”的“大家”。
许永璋的《王维诗品新议》也从王维的时代遭际、哲学思想来探索其诗歌之卓绝成就,以平亭诸家之论,冀复其在诗坛上应有之地位。文章对王维的作品按题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不但对其中的山水田园类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而且对朝省应制类、朝市林泉类、禅定禅悦类、诗画浑成类的评价也不低。
史双元的《王维诗歌与盛唐气象》试图抛弃成说,独辟蹊径,从整体上给王维诗歌以全新的评价。他认为,对于王维的作品仅仅从消极者否定,积极者肯定这一模式出发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调整角度,重新认识它的价值,认识其诗作整体上表现出的时代精神——作为中国文化骄傲的“盛唐气象”。王维的作品主要记录了那一时代人们的普遍希冀和追求,对盛世功业的自信和满足,对美好平静生活的渴望和享受,对各种思想的宽容和吸收,对文化艺术开拓创造的热诚追求。他的诗主要传达出明彻而平静的印象——一个净化了的时代的印象。盛唐的煌煌巨业及其由盛转衰的变化使得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着伤感,缺乏力量和气魄,但并不单乏,具有盛唐时代特有的浑厚和深沉。文章还从五个方面论证王维诗歌反映盛唐气象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是表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其中既有对建功立业的赞颂,也有对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其次,在王维笔下,盛唐气象被描写得更充分,更富诗意;大量山水诗,真正表现出盛唐特有的安恬、富足的神态,宁静、和谐的气氛;再次,王维其人其诗是充盈丰实、并行不悖的盛唐文化精神的缩影;复次,王维和李杜一起,在创造精神的启动下,各自开辟了一块崭新的诗歌天地,三位大诗人风格各异,共同组成了盛唐诗歌的顶峰;最后,王维诗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本身也构成了后代难以企及的盛唐文化的一个部分。
陈铁民的《论王维诗歌的多样风格》也是一篇对王维诗歌艺术风格进行较为全面探讨的文章,该文认为,王维的最具自家面目、最独树一帜的风格,是清淡、简远、自然。这种诗风,使他能够在百花争艳的盛唐诗坛上卓然特立。但是,王维的其他许多作品,或雄健,或浑厚,或奇峭,或壮丽,或婉曲,或平实,或俊爽,或秀雅,也都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些作品多数作于王维生活的早期,更富有盛唐的时代气息。而且,这些诗歌的创作,对于开元诗坛革除齐梁遗风的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无疑产生了促进的作用。
和上述论文一样,九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着作也对王维的创作成就作出了新的的评价。如林庚在其《中国文学简史》中说:“王维在整个盛唐的文艺中,可以说是发展得最全面的。”“王维在文艺上的全面发展,也就使得他在诗歌里成为一个全面的人才。我们很难指出王维诗歌的特点,因为他发展得如此全面,如果一定要指出,那就是代表整个盛唐诗歌的特点:深入浅出,爽朗不尽,融汇着历代诗歌的精华。”“在盛唐解放的高潮中,王维主要的成就,正是那些少年心情的、富有生命力的、对于新鲜事物敏感的多方面的歌唱,那也就是当时诗歌的主流。”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也指出,“王维和李杜一起,在盛唐时代创造精神的鼓舞下,各自开辟了风貌不同的崭新的诗歌天地,成为盛唐诗坛上的大家。”“王维的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思想洒脱,情趣横溢,兼具阳刚美和阴柔美。他是盛唐边塞诗的先驱,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把写景与抒情、自然和工丽完美地统一起来,标志着对自然美的艺术表现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由于他的丰硕创作成果,中国山水诗的艺术达到了高峰。”他们还认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以一种高度净化的美的意境,以及旷逸恬淡宁静和谐的情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盛唐气象。”
总之,八十年代以后的学者多强调王维诗歌中所表现的盛唐气象,将王维与李杜并论,大大提高了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