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论人们多么热衷于谈论网红以及网红经济，但能真正火起来且活下去的网红终究是小概率事件。拿“3.0时代”专注于内容创作的网红们来说，他们如何变现依旧存在不少困境，每一个流量平台的成长都会推起一波新的网红，附势前来的后继者们很难超越。Papi酱们的“幸运”，代表不了网红这个群体的命运以及这个行业的趋势。当然，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网红经济的关注。毕竟，网红经济是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新业态。
(2)值得注意的是，关注并不等于无条件追捧。当下，为了成为网红，一些人突破底线，以炫富、色情等内容污染社会风气，这在网红界并不稀奇。而网红时代的大众似乎更容易被“愚弄”，互联网并没有让大众变得更理智，相反，人们对新事物的追捧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盲从。相关部门应该对这一新事物加强研究，创新管理。
(3)网红不是坏事物，但网红也绝对不该“放置”于被崇拜的位置，他只不过是互联网经济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能红火多久，尚不得而知。所以，淡然围观，冷静甄别。而对“出格”“踩线”则必须加强管理，这才是看待网红以及网红经济的正确态度。
要理解为什么网红崛起，代表了市场的互联网大变革，就要理解商业未来最重要和根本的趋势：从B2C到C2B。消费者成为一切商业行为的起点，他们要求个性化、实时关注、随时消费……毫无疑问，C2B的变化将推动市场的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及其带动的改变将会是多么“根本性”?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即可找到答案。现代工业经济体系，除了大家熟悉的流水线大生产之外，大品牌、大流通等都与之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组件，配合联动。
工业时代第一个成功的品牌是宝洁的象牙香皂(Ivory Soap)，它打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广告，时为1879年。广告和品牌之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出现，是基于铁路网的大流通，使全国性市场成为可能。而全国市场一旦建立，销售规模呈几何级数放大，非现代化的流水线生产不能满足。全国性市场的另一面，是对大品牌的需求。因为商品要超出一个地方性的销售区域，传统的信用背书鞭长莫及，品牌就变得很重要。接着，品牌催生了媒体和广告紧密结合的商业模式，这在当时是跨时代的创新：媒体通过内容获得海量用户，再通过广告，获取收入。品牌商通过媒体做广告，再通过渠道销售商品，这是工业时代基本的商业范式。传统市场是从B出发，从厂家出发去推一个事先想好的品牌形象，如寻找气质与品牌相契合的明星代言。一条10秒钟的广告，有明确的信息传递，通过反复沟通，媒体高强度覆盖，在消费者脑中形成品牌认知。
简单总结一下，市场，是工业时代最大的商业创造之一，也是最基本的骨干，与媒体、渠道、生产紧密咬合，形成了B2C的基本范式。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市场这一骨，B2C渐变为C2B，将带动如何规模的商业巨变
网红崛起，品牌运营模式和市场已从根本被改变。网红的典型运营方式，是以C为核心构建社群认同。在社区中，B、C不再割裂，而是融合为一个共同体，服膺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网红本人，则是社区价值观的人格化表现。
同时，网红又利用互联网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低成本、全方位、立体、及时地展现自己的方方面面，以及背后想要表现的价值体系。视频、微博、直播平台……生活中各方面的分享，都是用低成本、高科技的方法，更丰富地构建一个社区，让目标人群产生认同。
社区本身并不凝固。网红和粉丝的互动不能停顿，也不能有过重的表演痕迹。互动，是网红、粉丝之间不停进行的双向选择——在价值，远非区区价格层面双向确认。
这是比传统品牌效率高得多的一种品牌建立方式，也是效率高得多的B—C互动的方式。它建立在互联网大发展的基础上。万物互联，互动的手段越来越丰富，成本越来越低，时效性越来越高。所以，网红是移动互联网平台上产生出来的native citizen。没有移动互联网，就没有她们诞生的可能。
网红的进一步演化，不仅仅会从根本上摧毁传统媒体的生存方式，也将摧毁传统的品牌广告模式。所以，在网红经济下，大家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对明星代言商品的冲击。因为一方面，网红产生的门槛大幅降低;另一方面，明星代言的商业视野之中的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应验了这句话，也把自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崔永元名下电商所出售产品被指价格高、检验标准低等，其在个人微博上对于相关争议予以驳斥，并称“再吵吵，还涨价，说到做到”。
只要交易公平守法，市场行为上没有程序瑕疵，崔永元的网店商品卖什么价格，这是无须质疑的事。但是耍名人性子、用赌气的态度对待消费者，这实在不是一个合格商人的做派。
有些人成为网红则是被动的，本不想在网友视线中刷存在感，却因自己的行为举止变成“红不让”。5月22日，新华网官方微博发了一段视频，并写道：“老人在高铁上嗑瓜子，被保洁员劝阻后，当场起身，将瓜子扔向几乎整节车厢”。网友纷纷站出来抨击，希望老人们能够自尊自爱，带头讲文明、不逾矩，给年轻人做好榜样。对于继续“倚老卖老”的“为老不尊”者，应该让他们在道德、法律的规制下，有所敬畏、有所畏惧。
生活里的公序良俗，在网络空间里往往呈现出多元解读。5月24日，演员黄小蕾在微博上控诉上海迪士尼乐园游乐项目“七个小矮人”的工作人员反复刁难自己身高符合标准的孩子，不让其游玩该项目。随后，一名疑似上海迪士尼乐园工作人员的网友发文回击，并解释当天是黄小蕾对工作人员辱骂不停，还动手推搡。双方各执一词，事件原貌一时难以看清。但不难发现事件背后的实质是权利与安全之争，或许还有利益之争。
网红现象背后往往代表着注意力经济，而有些“网红”(新闻主角)如果能够提醒民众注意防范，则是善莫大焉：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23岁女孩命丧高速，这种 夺命扣 千万不要用”，呼吁“安全带插扣应当下架”。原来事故发生时女司机没有系安全带，车辆正副驾驶座的安全带卡扣上，都插着安全带插扣。安全带插扣一时成为热搜词汇。
据记者调查发现，就是这种潜藏巨大危险的安全带插扣，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有销售，并未发现有任何干预和制约。网友纷纷呼吁，有关部门不应对此视而不见，而要在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上有所作为。
有红自然有黑。近年来，随着网红文化的不断发展，受雇网上诋毁辱骂他人的黑粉这一群体也越来越被大家所熟悉，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此营利的团队。这些人被称为职业黑粉，也被普通粉丝简称为黑子或职黑。职业“黑粉”也因此被网友指斥为，“这才是真正的脑残粉”，“污染社会风气”。在人品的指斥抨击之外，这种网络生态也亟须对应的法律、规则等来廓清，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不清晰，也会导致更多人行动的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