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曾是云南省保山地区党委书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书记，无论是生活作风、思想品质，都保有着一位农民的本质。实事求是、勤俭朴素、亲近群众、淡泊名利、大公无私，这些词用在杨书记的身上很是贴切。杨善洲在任地委书记期间廉洁奉公，忘我工作，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退休之后，他放弃了进省城昆明养老的机会，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大亮山，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好水的问题，他带领着村民上山包地种树，自己分文不取。22年后又将林场无私的献给了国家，着实伟大。
但是，这个伟大令我很是焦虑。这又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共产党员的楷模。雷锋的人物真实性我是考究不了了，但是杨善洲的事迹确是真人真事。令我焦虑的是：
第一，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杨善洲?杨善洲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是值得肯定，完全表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假如国家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都能有杨善洲的思想、道德、品质，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肯定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体制的问题也终有一天能得到好的解决，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共识，问题也就好解决了。那好，第一个问题回答了，我们需要杨善洲。
第二，我们领导干部、党员干部队伍中有多少个杨善洲?既然有需要，那就要看看我们有多少。请问我们能有多少?真正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做事的人太少了。就看看我们的区政府吧，都快成为领导的家属大院了。看看我们的镇政府吧，130个人领工资，30个人来上班，10个人在做事。而就是这10个做事的人，他们是杨善洲吗?不全是。
第三，为什么杨善洲只是个别的存在?这里我想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关于人性的看法。早在16世纪，霍布斯就提出过国家、政府、社会的起源。因为在每个人只管着自己，没有制度和法律的自然状态下，人的利益很容易受到威胁，所以大家一起订立一个契约，交出我们惩罚他人的权力，成立一个公共的组织，代替我们执行这项权力，这个公共组织就是后来的政府。在霍布斯看来，人性是恶的，每个人随时都可能会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之后的洛克、卢梭，虽然在契约的形式和性质上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对于人性的觉察，他们都认为不是善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都会有恶的一面?当然，你会说，我们看到感动的东西会流泪，看到可怜的人会同情，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仍会帮助，我们也有善的一面。我想说，是的，但是那是建立在不损害你的绝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善。是的，这里又提到一个代价问题。为什么在公交车上让座的多，而在火车上让座的又少?代价不一样。公交车上可能只需要十多分钟，而火车上可能是十多小时。很少有人会牺牲太大的代价，来做一件几乎没有回报的事。我就是我想说的人性。我认为，人性表现应该是，不与自己利益冲突下的善，和与自己利益冲突下的恶。而人性的这种表现，正好回答了我的第三个问题。一个人可以做好工作，可以勤俭，可以亲民，但是要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确是寥寥无几。所以杨善洲只可能是个别的存在。
第四，那该怎么办?既然“全党皆为杨善洲”不可能，那领导干部队伍要怎么办?我认为，承认人性的缺点，更多的发扬人性的优点才是可行之路。每个领导干部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也享受着相应的条件待遇，不去贪婪，这样就足够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则需要多加一条，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别看小小一本党章，如果都能按照上面写的做，整个国家会焕然一新。其实中国的条条框框各项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主协商制，我不敢说是最好、很好的，但是我敢说真正按照它执行的话是绝对不会差的。所以说，国家对于杨善洲之类的先进思想理论的宣传不应该是重点，重点应该放在怎么才能让人执行，而不是让宣传成为套话、空话。
第五，怎么才能把理论上的东西让人都真正做起来。难吗?其实只是每个人迈出一小步而已。简单吗?其实这一步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因为很多的国人可能都患有“腿疾”，可能需要一个人背着两个三个甚至是二十个三十个人迈出这一步。所以说，少部分人的醒悟是不够的，但是谁又能知道这星星之火，能否燎原呢?所以，第五个问题的答案：从我做起。
